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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2個義項
儒家哲學思想體系的分支
簡介
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玄學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宋明時期儒學的發(fā)展是儒、釋、道三教長期爭論和融合的果實，也是春秋戰(zhàn)國和漢代這一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思想體系的完善過程。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態(tài)呈現(xiàn)出來，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fā)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后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后來洛學由朱熹發(fā)揚光大，在福建創(chuàng)出閩學，成為居正統(tǒng)之位的程朱理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理學實際創(chuàng)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程顥，程頤），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將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
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fā)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明末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tài)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占統(tǒng)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干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后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2）在宋代產(chǎn)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學派。
產(chǎn)生原因
代表人物
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即北宋五子；
南宋：朱熹、陸九淵；
明代：王陽明。
就主導思潮而言，理學官方代表人物可概括為“程朱陸王”。
主要派別：按現(xiàn)代學術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學體系區(qū)分為四派：“氣學”（張載為代表）、“數(shù)學”（邵雍為代表）、“理學”（程朱為代表）、“心學”（陸王為代表）。
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隨不同時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學與唐以前儒學尊《五經(jīng)》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四書》成為尊信的主要經(jīng)典。價值體系和功夫體系都在《四書》。《五經(jīng)》為粗米，《四書》為熟飯。理學的主要根據(jù)和討論的問題都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緊密相關。理學討論的主要問題大體是：理氣、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靜、涵養(yǎng)、知行、已發(fā)未發(fā)、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化和哲學發(fā)展的又一個高峰。由于宋明時期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形態(tài)是理學，人們習慣上多以“宋明理學”的概念來稱呼這一時期的哲學。
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tài)，是繼魏晉把儒學、玄學改造之后，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以來逐漸走向沒落的儒學的一種強有力的復興。這個復興儒學的運動，由隋唐之際的王通發(fā)其先聲，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韓愈、李翱、柳宗元諸人繼其后續(xù)，而至兩宋時期蔚為大觀，形成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而又影響久遠的儒學運動。在時間上，這場儒學運動持續(xù)到明清之際，影響直至當代；在空間上，這場儒學運動不限于儒學的故鄉(xiāng)，還牽涉到受儒學影響的東亞諸國，以至于在這些國家，所謂的儒學主要就是理學（或稱性理學）；宋明理學是當時中國有抱負有思想的學術群體對現(xiàn)實社會問題以及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戰(zhàn)的一種積極回應，他們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與孟子“辟楊墨”相類似的所謂“辟佛老”的文化攻勢，力求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極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國人在思考和解決現(xiàn)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后半期的社會發(fā)展和文明走勢，現(xiàn)代的中國人仍然不得不面對由它所造成的社會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這個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應佛老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統(tǒng)地位。我們研究理學哲學智慧，不僅在于了解它對回應與解決當時社會與文化問題作了怎樣的解答，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對其的分析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諸如“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確回應外來文化”、“如何正確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等對當代仍至為重要的哲學問題。從新樹立國人的信仰，正是理學智慧的意義所在。
主要特點
宋明理學作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無疑具有多方面的內容。但從總體上看，它至少有以下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思辨化的儒學
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佛教與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fā)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變總體上是滯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學者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李翱等，就已經(jīng)意識到儒學面臨著佛道二教尤其是外來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zhàn)。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比較簡單化，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用政府行政干預的方法來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fā)展，李翱思考得相對深入一些，主張援道入儒、以儒包佛，來解決佛教文化的沖擊。
宋代的理學家們認識到，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zhàn)，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傳，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簡，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先秦孟子從“四 端”說出發(fā)，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偽說出發(fā)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災異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讖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些論證要么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的陰陽災異和神學 化的論證則更顯得粗淺，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理學家們?yōu)榱私⑷寮业?/span>形上學，他們一方面借鑒道家、玄學甚至是道教和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傳統(tǒng)儒學尋找能夠用來構筑哲學形上學的因素，例如被列于“六經(jīng)之首”而最具形上學性質的《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與《中庸》對于“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討。理學家們吸收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tǒng)的文明成果，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并給予系統(tǒng)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等。傳統(tǒng)儒學經(jīng)由理學家們的改造，道德信條式的理論體系終于變成以哲學形上學作基礎的哲學理論體系。就此而言，它體現(xiàn)著宋明理學家們融合創(chuàng)造的哲學智慧。
（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
從儒學自身發(fā)展來看，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儒學復興運動，它所強調的義理之學，是對于漢唐儒學的一種反動，表現(xiàn)出一種想要擯棄漢唐訓詁之學而直接面向經(jīng)典、回復圣人之道的氣勢，頗有一點“文藝復興”的味道。理學家們標榜自己的學說為“實學”、“實說”，批評佛老的學說以及漢唐的章句之學和講求詩詞歌賦的詞章之學為“虛學”、“虛說”。虛實之別，就在于是否講求儒家的義理。理學所強調的義理，實質上也就是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綱常人倫以及內含于其中的“所以然”與“所當然”的道理。
理學家所強調的義理，就其內容而言，與漢代董氏的儒學相比，其重點不在政治哲學上，而在倫理道德上；與先秦的元典儒學相比，其對倫理道德的闡述，更側重于哲學的表達。宋明理學家在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邏輯層次的哲學范疇和理論結構。無論是各種各樣的理學本體論、作為道德基礎的人性 論、“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養(yǎng)論、“格物”或“格心”的認識論、成賢成圣的境界論、由修齊而治平的功能論，均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內容。
綜觀宋明理學，心學一派對于倫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無興趣，理學一派由于“格物窮理”的理論指導，對于萬物之理的認識仿佛也有超出倫理道德狹隘范圍的趨勢，然而其理論目的仍然指歸于對儒家倫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絕對性的把握。所以，無論是理學的宇宙論、本體論或知識論，都不能簡單地與西方哲學相比附，其思維的對象不是自然與萬物，而是倫理與道德，其理論的旨趣不在于人類理智對于自然對象以及人類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類對于社會倫理價值與規(guī)范的正當性的認識和對于主體道德的個體自覺。
主要學派
總結
南北朝時期：佛、道盛行，儒學面臨挑戰(zhàn)；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為正，儒道為邪教，三教歸佛，又稱“三教合一，隋朝：儒學家提出“三教合歸儒””；唐朝：統(tǒng)治者奉行以道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學的地位受到挑戰(zhàn)。北宋時，儒家學者展開了復興儒學、抨擊佛道的活動；同時，他們又沖破漢唐儒學的束縛，融合了道佛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理學”。理學：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產(chǎn)物（當時佛教已經(jīng)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進程）。是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學、道教、佛教的有益內容，并注入哲學因素，囊括天人關系的形成的更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體系。
程顥、程頤：確定了理學的最高范疇“天理”，（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級秩序和道德規(guī)范，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并主張先理后物。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lián)系起來，認為“人倫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物皆有理，把知識、道理、天理聯(lián)系起來。
朱熹為集理學之大成者，主張：天理是道德規(guī)范的“三綱五常”，強調“存天理，滅人欲”；通過學習、實踐提高自身的修養(yǎng)（“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③編著《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朱熹在歷史上被譽為一代儒學宗師，地位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學適應了統(tǒng)治者的政治需要，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但三綱五常的綱常名教，嚴重地束縛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學術思想對日本、朝鮮和歐洲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宋時期理學發(fā)展到心學，陸九淵是心學的開創(chuàng)者，其核心命題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在認識論上，他提出“致良知”學說：認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復良知就能成為圣賢。（通過內心的自我反省達到“致良知”）
評價
顧炎武曾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顏元稱：以為“秦火之后，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xiāng)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圣道誤蒼生至此也！仆竊謂其禍甚于楊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又指責“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tài)，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其門生王源對理學虛偽性的無情揭露更為露骨，他說“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也”。余英時說：“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
消極：理學被曲解之后以三綱五常維持專制統(tǒng)治，壓制扼殺人的自然欲望和創(chuàng)造性。適應了統(tǒng)治階級壓制人民的需要。
積極：有利于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jié)道德，自我調節(jié)，發(fā)憤圖強，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凸現(xiàn)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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