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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
戊戌變法重要人物
維新變法主要領(lǐng)導人
梁啟超老師
代表作《新學偽經(jīng)考》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丹灶蘇村人，故又被人稱為“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
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接受了傳統(tǒng)儒學教育。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在目睹了國家危亡的狀況后，他傾心于西學，意圖借此改革中國，尋求國家富強。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但受阻而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弟子梁啟超等人的邀請下，于廣州設(shè)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從此名聲顯著。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guān)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康有為聯(lián)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史稱“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康有為得到光緒帝接見，開始進行戊戌變法。之后慈禧太后發(fā)動戊戌政變，囚禁了光緒帝，捕殺維新派，康有為被迫逃往日本。在日本，康有為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設(shè)法解救光緒帝，反對革命。清政府宣布進行預備立憲時，他將保皇會改為帝國憲政會，支持君主立憲。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康有為 |
| 外文名 | Kang Youwei |
| 別名 | 康祖詒、康南海 |
| 性別 | 男 |
| 出生日期 | 1858年3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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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
出生
1858年3月19日
1858年3月19日生于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xiāng)一個官僚地主家庭。
開始接觸西方文化
約1879年
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
編寫《人類公理》，后定名《大同書》發(fā)表
約1894年
光緒二十年（1894年）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jīng)多次修補，后來定名為《大同書》發(fā)表。
發(fā)動“公車上書”
1895年5月2日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lián)名請愿，發(fā)動“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
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
約1895年
1895年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
先辦《萬國公報》，后成立強學會
1895年6月27日
1895年6月27日先辦《萬國公報》，創(chuàng)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
創(chuàng)辦《時務報》，影響廣泛
約1895年
1895年，創(chuàng)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鼓吹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進行戊戌變法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在頤和園勤政殿受光緒帝召見，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變法結(jié)束。
與世長辭
1927年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27年3月31日）清晨5時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xiāng)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贊修，官至連州訓導；其父康達初，官任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康國器，護理廣西巡撫，曾經(jīng)參加過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
五歲能誦唐詩數(shù)百首。六歲時跟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jīng)》，十一歲時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tǒng)教育，攻讀經(jīng)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yè)，而慷慨有遠志矣”。
少年時期師從康贊修、朱次琦，他們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繁瑣考據(jù)，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后，便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
光緒二年（1876年）應鄉(xiāng)試不售，跟從朱次琦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jié)，變化氣質(zhì)，檢攝威儀；五學是經(jīng)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jīng)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于孔子”。受其影響，“以圣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于是“議論宏起”。
光緒四年（1878年）繼續(xù)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jīng)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于群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yǎng)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圣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國家的危亡，現(xiàn)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tǒng)的文化學術(shù)發(fā)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
長興講學
光緒九年（1883年）“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創(chuàng)《不裹足會草例》，規(guī)定入會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經(jīng)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給予表彰。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兩廣受到法國侵擾。“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shù)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為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
光緒十四年（1888年）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xiāng)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當年九月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lǐng)性的主張。
康有為全身照
次年將講堂移至廣州衛(wèi)邊街鄺氏祠。
光緒十九年（1893年）仍講學于衛(wèi)邊街。同年冬遷草堂于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已有一百多個學生了。
光緒二十年（1894年）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jīng)多次修補，后來定名為《大同書》發(fā)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chǎn)、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之后，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同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又一次慘敗。
醞釀變法
強學會
戊戌干將
康有為與光緒帝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lǐng)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quán)。于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后，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于八月初五（9月20日）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jié)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lián)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quán)，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tài)嚴重，才當機立斷發(fā)動政變，重新訓政，結(jié)束了戊戌變法。
逃亡海外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經(jīng)由吳淞、中國香港到達日本，在途中發(fā)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并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yè)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接著發(fā)出《奉詔求救文》，首數(shù)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圣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中國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并“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lǐng)事、中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又請文部大臣犬養(yǎng)毅予以支持；又上書同文會領(lǐng)袖近衛(wèi)篤麿，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這時，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guān)系，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么結(jié)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復辯論至三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yè)”。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康有為肖像
反對共和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fā)出《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啟超等“搖于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復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茍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這時，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jù)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應該進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shù)”，王莽、劉歆的“創(chuàng)造偽經(jīng)”，晉代以后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jù)亂之法以治天下”。據(jù)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并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力主立憲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頒布預備立憲。九月四日發(fā)出《布告百七十余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準備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布舊保皇會“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宣稱“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希望重溫立憲之夢。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十日保皇黨人在紐約召開大會，自歐洲趕來，正式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鑒于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于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并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本義，凡本會會眾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nèi)亂而啟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帝國憲政會成立后，康有為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啟超等人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nèi)立憲分子聯(lián)系，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愿書，請求召開國會并且制定國家憲法。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于下月頒布《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憲法大綱》頒布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康有為又說帝國憲政會“本以保皇為事，忠義昭著”，“應發(fā)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后也卒，康有為的宣傳已經(jīng)時過境遷，于是宣稱光緒帝之死是由袁世凱下毒所致，于是簽名上書監(jiān)國公，請求殺賊以報光緒帝之仇。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用帝國憲政會的名義草書請求召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tǒng)三年開國會”。這時，保皇會與國內(nèi)的國會請愿會聯(lián)系頻繁，擬于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tǒng)一黨，向清政府民政部申請注冊，說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
尊孔保皇
晚年康有為
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電請袁世凱退位。六月袁世凱逝世，電大總統(tǒng)黎元洪，希望早日召開正式的國會，又請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占”。
晚年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年）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游園”。后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并擬好大學章程，后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yōu)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
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電北京當局，說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
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游各地后返滬，辦天游書院。關(guān)于康有為的生平事跡，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里，曾一度超脫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為人知。
主要成就
維新實踐
《孔子改制考》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保國會員很快發(fā)展到數(shù)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后，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保皇立憲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組織起這個改良派政治團體。任會長，梁啟超、徐勤任副會長。以保救光緒、反對慈禧和抵制革命為宗旨，陸續(xù)在美國、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組織，共建總會11個，支會103個，設(shè)總部于中國澳門。以中國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喉舌，宣傳君主立憲。
創(chuàng)辦報刊
改良派還通過發(fā)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就在北京創(chuàng)辦《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nèi)外影響甚大。同年又在上海組織發(fā)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經(jīng)濟思想
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nóng)，也不利于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nèi)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nèi)之務農(nóng)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征收印花稅等開辟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yè)，用以代替厘金稅。
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tǒng)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guān)鍵在于輕稅。指出“中國向者誤于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稅，重于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后期發(fā)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里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亙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xiàn)實的空想。
憲政思想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康有為《萬國公報》
主張君主立憲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quán)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權(quán)歸于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chǎn)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chǔ)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后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quán)制的君主立憲，類似于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后，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于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diào)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后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
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quán)分立、權(quán)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fā)，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nèi)。”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quán)勢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quán)分立的主要內(nèi)容：“泰西論政，有三權(quán)鼎立之義。三權(quán)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gòu)設(shè)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民權(quán)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quán)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quán)觀，強調(diào)公民自治。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quán)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quán)，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guī)范。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wèi)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tǒng)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guān)系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chǔ)，主張實行地方自治。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xiāng)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zhàn)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xiāng)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或名曰邑，等具體設(shè)計。
教育思想
康有為把教育作為培養(yǎng)維新變法人才的主要途徑，所辦萬木草堂以“激勵氣節(jié)，發(fā)揚精神，廣求智慧”為教育宗旨。康有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在《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中力陳明清兩代科舉考試注重八股、試帖和楷法的危害，請求光緒帝令“今鄉(xiāng)會重試，請改試策論”。并且進一步提出廢科舉，興學校。“宏開校舍，教以科學，俟學校盡開，徐廢科舉。”他主張“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具體辦法是鄉(xiāng)立小學，縣立中學，省府立高等學堂，京師立大學，并分設(shè)海、陸、醫(yī)、律、師范等各專門學。
人本院：已懷孕的婦女進入人本院，接受胎教。
育嬰院：嬰兒在人本院到6個月，斷乳后進入育嬰院，接受學前教育至5～6歲；任務是“養(yǎng)兒體，樂兒魂，開兒知識”。
小學院：學習期限為6～10歲；任務是“以育德為先”，“以養(yǎng)體為主，而開智次之”。
中學院：學習期限為11～15歲；“一生之學根本于是”，任務除養(yǎng)體、開智外又以育德為重。
大學院：學習期限為16～20歲，任務“專以開智為主”，接受專門教育。
書學思想
康有為書法
康有為在書學理論上雖持見多有偏激，但其對碑學的闡幽發(fā)微、探賾索隱是他人無可比附的，故其貢獻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然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樣光芒四射。他認為“古今之中，惟南碑與魏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tài)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jié)構(gòu)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有論者以此為坐標比照康氏本人的創(chuàng)作，謂其心有余而力稍遜，仍未能擺脫早年的帖學窠臼。康有為書法早年學王羲之、歐陽詢、趙孟頫，后從學朱九江，宗法歐陽通、虞世南、柳公權(quán)、顏真卿，又力學張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轉(zhuǎn)學蘇軾、米芾、鐘繇等，自謂執(zhí)筆用朱九江法，臨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學的養(yǎng)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雜糅諸家而成。
藏書成就
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廣州設(shè)“萬木草堂”，宣傳西方政治文化，又多聚書，多為普通之書及西學書籍。與梁啟超倡導維新變法。戊戌之變，其家被抄，其藏書移廣雅書院。《廣雅書院藏書目》對其所藏書均有著錄。變法失敗后，逃往日本。在日本亦搜集圖書，撰《日本書目志》15卷，分15門，每門各分子目，數(shù)項至數(shù)十項不等。自海外回國后，政治上趨于保守，反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曾與張勛一道策劃復辟帝制。其學術(shù)成就頗高。所藏書初貯于“云衢書屋”，后移至“萬木草堂”、“萬木樓”中。民國后，在上海又建有“天游閣”藏書樓。據(jù)《南海珍藏宋元明書目》所載，計有宋刊14種，428冊；元刊9種；明刊232種，共5萬余冊。又收有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舊藏及新購新學、西學之書，數(shù)逾萬冊。藏書印有“御賜天游閣”、“南海康氏萬木草堂珍藏”等。去世后，所藏書大部分分別歸于廣西大學圖書館、鎮(zhèn)江圖書館、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等。
人物評價
總評
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后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guī)。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lǐng)導戊戌變法時，體現(xiàn)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shù)壑茝捅龠\動的精神領(lǐng)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yōu)楝F(xiàn)實的侏儒。
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jié)合儒家思想傳統(tǒng)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鑒國外的法學經(jīng)驗，并兼顧該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后來的學者所繼承。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shù)界對他在近代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評價較低。這是因為有兩種說法一直為多數(shù)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并無二致。一曰：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quán)、膜拜君權(quán)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jié)”，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此后，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圣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jīng)啟迪和影響了后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xiàn)在對君權(quán)的妥協(xié)以及對傳統(tǒng)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chǔ)上，他還不能把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qū)分開來。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nèi)在矛盾的。
歷代評價
梁啟超：“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堅持的主義，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搖動。在學術(shù)上是這樣，做事情也是這樣，從來不肯為了做事而讓自己的主義有所遷就，但卻每每曲解事實來遷就他的主義，所以批評先生的人，總是說他武斷、執(zhí)拗、專制。”
陳寅恪言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曾說，他的先人陳寶箴、陳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與康梁不同：“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jù)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安維峻：“惑世誣民，非圣無法”。
章太炎：“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
茅海建：“康有為的言論多有夸張自揚之處，須得處處小心”。
毛澤東評：“先進的中國人”。
軼事典故
古玩丑聞
在《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為兩件關(guān)于古玩的丑聞：一件是，康有為在陜西西安的臥龍寺參觀時，將寺中多卷珍貴的古版佛經(jīng)裝到他的騾車上試圖盜走，后被人發(fā)現(xiàn)并追回。還有一次，康有為向銀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貴的字畫，試圖據(jù)為己有。余凡澄多次討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許多人到康家強行索回。
牛教問答
光緒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為第二次到桂林講學。當年開春三月，康有為從桂林由陸榮廷的老上司、師爺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紹前來明秀園拜會陸榮廷，期間在園內(nèi)的“別有洞天”亭中舉行了私人宴會。一次酒過三巡，康有為抬頭看著亭子支架上掛的書有“別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問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熱門術(shù)語，您到底信道教，還是信佛教？”陸榮廷也望了望那塊牌匾，擺擺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當?shù)厝诵欧畹膸煿乙膊恍牛∥抑恍排＝蹋 笨涤袨楦械狡婀郑枺骸笆澜缟夏挠惺裁磁＝蹋浚∵@到底是什么宗教呀？”陸榮廷鄭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陸榮廷在龍州時創(chuàng)造的。”康有為更感詫異地用廣東話問道：“您創(chuàng)造這牛教，點解呢？”陸榮廷又哈哈大笑了起來，喃了一首壯語山歌做解釋。康有為洗耳恭聽，莫名其妙，又用廣東話說道：“唔知！唔知！”陸榮廷接著也用不甚標準的廣東話說：“有乜嘢難知嘅！”然后馬上用柳州話接著說：“這首山歌說的是：牛有四個胃，體壯力很強，干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為哈哈笑了起來，說：“這是民間歌謠，不是什么宗教嘛！”
中日合邦
康有為手書
較明確透露“合邦”之具體內(nèi)容者，乃康黨骨干宋伯魯之奏折。奏折稱：“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擬聯(lián)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御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zhuǎn)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謂“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參與“合邦”之國，其現(xiàn)存政府架構(gòu)完全作廢，須另由康有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選百名外國顧問，全面接管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
晚年婚姻
康有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久而久之，讓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為所住的客棧索取，康有為覺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開船后，有水手看見船板內(nèi)有人，大驚，呼眾人來看，正是康有為先生。后來，有人寫詩諷之：“避債無臺卻有舟，一錢不值莫風流”。民國七年（1918年）春夏暢游杭州。這位“圣人”竟“挾妓游湖”，并乘興做詩一首，開頭便是“南妝西子泛西湖，我亦飄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時被傳為笑柄。康有為泛湖閑游，忽見一位妙齡女郎在浣紗，疑是西施再世。經(jīng)打聽此女叫張光，年僅18歲，尚未婚配。康趕緊托人提親，張家見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堅決要求和媒人盡力撮合之下，家境貧寒的張家最終點了頭。民國八年（1919年），康有為在上海舉行婚禮，親朋好友盡皆道賀，唯獨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以集體缺席婚禮相抵制。
后世紀念
小蓬仙館
小蓬仙館
萬木草堂
萬木草堂內(nèi)景
草堂創(chuàng)辦之初，康有為就主張“脫前人之窠臼，開獨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萬木、為國家培養(yǎng)棟梁之才的意思。萬木草堂的出現(xiàn)，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康有為在這里主要講授中國數(shù)千年來學術(shù)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國家歷史、政治，也注重體育和音樂。由于課程設(shè)置和授課方法的新穎，以及康有為的宏學，讓來試聽的梁啟超一聽傾心，放棄了在另一所書院的學籍，投入康氏門下。萬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也是清末嶺南三大詩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課之地。康有為開學收徒之時借用了此處。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康有為撰寫了《長興學記》作為萬木草堂學規(guī)，以《論語》“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為綱，對學生施以德、智、體教育。由于萬木草堂明確提出中體西用為辦學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內(nèi)容。對當時的書院教學影響很大，后來梁啟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時，基本上因襲了萬木草堂的辦學精神。
藝術(shù)形象
參考資料
[1]
村田雄二郎：康有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點——《日本變政考》《日本書目志》管見 · 人文與社會[引用日期2012-09-08]
[2]
康有為晚年在茅山 · 中國知網(wǎng)[引用日期2014-05-20]
[3]
康有為的書生意氣 · 鳳凰網(wǎng)[引用日期2013-12-11]
[4]
揭秘真實康有為：貪財享樂 尤好女色 · 搜狐網(wǎng)[引用日期2014-03-14]
[5]
堅持“虛君共和 ”是康有為參與復辟的主因 · 鳳凰網(wǎng)[引用日期2014-02-02]
展開
人物關(guān)系
康靜谷
女兒
康廣仁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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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
張元濟
好友
張勛
搭檔
梁啟勛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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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