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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龍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4個義項
明末文學家
代表作《皇明經(jīng)世文編》
崇禎十年，中進士，論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明亡，繼而任南明弘光朝廷兵科給事中。清兵攻陷南京，糾集太湖民眾武裝組織聯(lián)絡(luò)，開展抗清活動，事敗后被捕。陳子龍的小品文自成一格，《三慨》等作品真切感人又寄托自己纏綿忠厚之情。陳子龍也是明末著名的編輯，曾主編巨著《皇明經(jīng)世文編》，刪改徐光啟《農(nóng)政全書》并定稿，這兩部巨著具有很重要的史學價值。
永歷元年（公元1647年）五月十三，投水殉國。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萬歷三十六年六月初一（1608年7月12日），陳子龍出生于南直隸松江府城，父親陳所聞為其取名為介。不久后，其母告訴其父，在生子當晚，夢見房間壁上有龍出現(xiàn)，“蜿蜒有光”，其父因此改其名為“子龍”。五歲時，生母病逝，使其受到很大打擊。六歲入學，勤治經(jīng)史，力攻章句。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松江萬余人焚毀城內(nèi)董其昌及其豪仆陳明的房屋，張貼揭紙，是為“民抄董宦”事件。陳所聞與同郡舉人聯(lián)名上揭鳴冤，年幼的陳子龍心中便萌生反抗權(quán)貴的念頭。八月，陳家遷居北城原馮恩宅。
陳子龍[明末文學家]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陳子龍從師同邑的何先生，由于何先生不茍言笑，陳子龍對其敬而遠之，唯獨祖父陳善謨與之相處融洽。陳所聞將先秦諸子所作《春秋三傳》私下傳授給陳子龍，并以古者忠孝節(jié)概事勉勵他。陳子龍撰散體舉業(yè)文二篇，何先生卻因這些不是自己教授的而不予置評。同年，陳子龍聽到同邑的前輩談?wù)撨|東的戰(zhàn)事，不禁扼腕流涕。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秋，陳子龍從事舊師沈先生，讀書舍旁佛寺中，開始攻讀考取舉人的學業(yè)，兼通三禮、史、漢諸書。歸鄉(xiāng)的陳所聞為陳子龍聘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長女。
天啟三年（1623年），十六歲的陳子龍舉童子試，縣試中名居第二，府試也位居高等。但在院試中，督學御史孫之益不予錄取，導致陳子龍無法進學。
幾社巨子
天啟五年（1625年），陳子龍先后與同郡夏允彝、彭士超、徐孚遠、周立勛、宋征璧以及蘇州、嘉興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jié)為好友，切磋學術(shù)，議論時務(wù)，后來他們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干分子。
天啟六年（1626年）春三月，前吏部主事周順昌被逮捕，應(yīng)社成員張溥、楊廷樞、徐汧都為之四處奔走；陳子龍也征集一些少年準備聯(lián)名上書，結(jié)果周順昌還是被閹黨所害。此時，陳子龍結(jié)交陳繼儒、董其昌以及嘉定縣的侯峒曾、侯岐曾，嘉興縣的錢栴、錢棻等人。同年夏，陳子龍參加縣試、府試俱高等。十月，陳子龍參加院試得中秀才，補松江府學生員。不久陳所聞病故，陳子龍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于創(chuàng)作古文詞。
崇禎元年（1628年），艾南英聽聞張溥、張采自京師回到蘇州，便由山東到蘇州，當時心高氣傲的陳子龍聽聞后則在蘇州城下截住他，在舟中與其就文學理論辯難數(shù)天。隨后便寫信往返爭論。之后二人在王世貞的弇園見面，言語不合，艾南英就在席上指責陳子龍年少無知，陳子龍見其無理便上前毆打他。因為見解不同，艾南英最終被從社集中除名。同年冬，因三年守孝期滿，陳子龍與張軌端之女正式結(jié)為夫妻。
崇禎二年（1629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在松江組織“幾社”。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賓三人。陳子龍聽聞后奮然來歸。諸君子因其年少而驚訝，但陳子龍早已精通經(jīng)史，因此落筆驚人，諸君子方才信服，于是陳子龍便成為“幾社六子”之一。很快陳子龍又結(jié)交華亭（上海松江）人李雯，并為其介紹幾社的成員，引領(lǐng)他加入幾社。兩人都提倡為文因當求古而作，并將古文放到很高的位置，聽到的人都深受震動。之后他便赴蘇州參加歲試。同年，張溥將幾社、同社、聞社、南社、則社、席社、云簪社等文社合并為復社，并召開尹山大會。陳子龍與幾社諸子都前往赴會，參與宴集。
崇禎三年（1630年）春，陳子龍參加科試，督學御史李懋芳將其評為縣學第一名。六月，陳子龍與周立勛、徐孚遠、彭賓赴南京準備參加鄉(xiāng)試。李雯因父親被下詔獄而北上，無緣鄉(xiāng)試，陳子龍順路送別。這時陳子龍在南京結(jié)識方以智。鄉(xiāng)試揭榜，陳子龍被錄取為舉人第七十五名，與楊廷麟同出華亭知縣鄭友玄的門下。復社中也有很多中舉的士子，如楊廷樞為解元，而張溥、吳梅村等人名列前茅，張溥為慶祝而在秦淮河上舉辦“金陵大會”。隨后陳子龍與張溥、周立勛、徐孚遠、彭賓一同歸鄉(xiāng)。經(jīng)過此次鄉(xiāng)試，陳子龍等幾社士子名聲遠播福建、廣東、江南三省的商人便出重金請求翻刻《幾社會義》。同年冬，陳子龍陪同夏允彝入京會試。在京師，陳子龍受教于徐光啟，并了解到《農(nóng)政全書》一書。
科途坎坷
崇禎四年（1631年）春，陳子龍在京與彭賓兄弟、楊廷麟、萬壽祺游學，共同研究《詩經(jīng)》。當時他參加會試，卷子被溫體仁所棄之不顧，主考周延儒建議朝廷重新檢閱被廢黜考生試卷，朝廷同意并開始重審，陳子龍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賞識，周延儒想要把他提拔到優(yōu)秀的等級，但因陳子龍卷子存在涂抹，周延儒害怕被溫體仁借機攻訐，放棄錄取。于是陳子龍落第，而張溥、吳偉業(yè)、杜麟徵、楊廷麟等人卻高中進士。在京時，陳子龍與張溥、吳偉業(yè)、夏允彝、宋徵璧、彭賓、楊廷麟、萬壽祺、楊廷樞、徐汧、杜麟徵等人多日相游，打算成立燕臺社，繼承前后七子，后來眾人因仕途升落而零散四方，此事便作罷。回到家后，陳子龍與同社諸子從事古文詞，其中多有悲時傷感之作。當時他意氣正盛，卻因科考受挫，便又作萬言書，極論時政得失，本來打算上奏給朝廷，被當時松江名士陳繼儒以居下之義勸誡從而制止。
崇禎五年（1632年）春夏之際，陳子龍與松江幾社成員李雯、徐孚遠、周立勛等人在文社集會，匯刻八股文范本《幾社壬申文選》，集六子之文。并摘取六子詩歌各十首集結(jié)刊刻成《幾社六子詩》。幾社聲勢由此大振，擴至百人。八月，陳子龍同周立勛、徐孚遠、顧開雍到杭州游玩，其間遇到方以智。回到家后，方以智到松江拜訪陳子龍，登“臥樓”書齋，陳子龍為他介紹李雯、夏允彝。二人同訪園林，觀賞陳子龍所藏的名畫，方以智出示所作木牛流馬，所獲頗多。深秋，方以智離開松江。十月，陳子龍與萬壽祺同在蘇州始識柳如是。同年冬，柳如是移居松江，結(jié)交松江名士，與李待問、陳子龍、宋徵輿交往密切。
陳子龍[明末文學家]
崇禎六年（1633年）春三月，陳子龍參與虎丘大會，會上復社正式成立。當時柳如是與幾社諸子宴游，陳子龍眷戀之情溢于言表。孟夏，陳子龍赴李雯橫云山莊避暑。六月，周延儒致仕，溫體仁繼為首輔，以排除異己為能事，當時陳子龍十分擔憂時局。同年秋，松江府衙驅(qū)逐柳如是，宋徵輿與柳如是決裂，柳如是于是中意于陳子龍。九月，陳子龍同宋徵璧等赴京師第二次參加會試，頗有壯懷，感觸百端。同年冬，陳子龍在京師與吳甡、文震孟、許譽卿諸賢相善，并為其師鄭友玄入獄一事與楊廷麟四處奔走。當時農(nóng)民軍和女真兩邊起事，形勢已經(jīng)不容樂觀，而朝中溫體仁黨同伐異不已，陳子龍感嘆國事如此而自己難有作為。十一月八日，徐光啟逝世于京師，當時徐家人家人遠居上海原籍，陳子龍前往為其含殮。
崇禎七年（1634年）春，陳子龍參加會試，因此次主管錄取的是溫體仁，溫體仁極度排斥復社成員，陳子龍自然落榜，與夏允彝、宋徵璧黯然歸鄉(xiāng)。受此重大打擊，陳子龍幾乎心灰意冷，回家閉門謝客，“專意于學問”，作古詩樂府百余章。孟秋，柳如是自嘉定返松江。二人多有酬詠唱和之作，情意日深。當時宣大總督楊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李自成的起義軍。陳子龍極力認為這項建議應(yīng)當被廢黜，上書卻沒有得到回復。為此陳子龍郁郁不樂，因而參加文會次數(shù)漸多，多作感時不遇之作。此時其故交都零落天涯，陳子龍與身在外地的方以智、吳昌時、萬壽祺詩書往返頻繁。季秋，陳子龍贈予柳如是《湘娥賦》，柳如是作《男洛神賦》回應(yīng)他，二人定情。
崇禎八年（1635年）春，陳子龍與徐孚遠、周立勛在松江南園讀書、寫作。并與柳如是結(jié)為夫妻，二人常與同郡名流游宴。李雯認為柳如是所作慷慨激昂，一掃閨閣之狹小格局，應(yīng)當算作幾社成員。當時國事日漸危急，陳柳二人頗多倡和，家國情愁交織不已。春夏之交，因陳子龍家人反對，二人被迫分離。柳如是移居橫云山麓，但是陳柳兩人仍往來唱和頻繁。當時陳子龍得到徐光啟《農(nóng)政全書》手稿，便呈交給松江知府方岳貢。深秋，柳如是離開松江回到盛澤（今屬蘇州南吳江市），陳子龍親送至嘉善。在蘇州，陳子龍遇到應(yīng)天巡撫張國維正帶領(lǐng)軍隊北征，便呈交其所謄錄的徐光啟《農(nóng)政全書》稿本。在南京，陳子龍拜訪兵部尚書范景文，并為徐職方詩稿作序。除夕，陳子龍與李雯同飲齋中，回憶與柳如是歡宴情景。年末，陳子龍與同郡閹黨朱國盛又起爭執(zhí)。
崇禎九年（1636年）春，陳子龍與李雯、宋徵輿唱和，并受徐汧邀請，游蘇州。五、六月間，姚希孟、文震孟相繼辭世，陳子龍為二人作悼文，并為張溥《七錄齋集》作序。秋，南京鄉(xiāng)試，松江名士俱赴南京，各有送行之作。萬壽祺在南京開文社，幾社諸子紛紛參與。十月，送宋徵璧上京會試。十一月，送松江知府方岳貢上京。陳子龍以繼母病緩行。年底，陳子龍同彭賓啟程；到揚州時，陳子龍遇鄭元勛，便與他同行上京。三人一行在邵伯驛（今屬揚州市江都縣）因冰災(zāi)而滯留，高郵鄉(xiāng)宦王永吉派遣私馬護行，三人得以抵達淮陰（今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qū)）。除夕，陳子龍等人到達費縣。
崇禎十年（1637年）春，陳子龍第三次參加會試，與夏允彝同中進士，房官為黃道周。殿試時，陳子龍位列三甲，應(yīng)當出任外吏，方以智寄詩勉勵他積極作為。陳子龍在京師待選時，當時的人都將他視作復社黨魁，他卻身陷黨社之爭。四月，陳子龍在西郊迎接被溫體仁下令逮捕至京的錢謙益、瞿式耜。復社之獄起，陳子龍為張溥、張采奔走，參與營救袁繼咸。陳子龍念及此倍感世態(tài)炎涼，憂觸百端。同時與夏允彝、楊廷麟過從頗密，并與吳偉業(yè)連床論詩。同年夏，陳子龍送諸同年前往任官之地，歸家的念頭愈發(fā)強烈。季夏時，陳子龍得選廣東惠州府司理，于是離京南下。行抵河間（今河北滄州下轄縣級市）時，陳子龍聽到繼母唐氏的訃告，便回家丁憂。十月，陳子龍在起復后打算出任東宮講官。丁憂期間，陳子龍與李雯、宋徵輿等仍有唱和。同年，陳子龍將之前在家所作詩歌編為《白云草》集，并刻《平露堂集》。
高呼經(jīng)世
遼東清軍壓力與陜北饑民起義使得明王朝已危在旦夕，同時促使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王陽明后學的空談?wù)`國產(chǎn)生強烈的不滿，大聲疾呼“經(jīng)世致用”，陳子龍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這一時期，他為古代中國科學與文化的發(fā)展做了兩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陳子龍寄書給在京師的好友吳偉業(yè)、楊廷麟、李雯詢問三人生活近況。夏，陳子龍以“君子以識時務(wù)為貴”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摘取涉及時務(wù)和國政的文章，擷英博采，編寫《皇明經(jīng)世文編》。并根據(jù)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xiàn)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在閑暇的時間里，陳子龍還與徐孚遠共論《史記》，希望得到有益于現(xiàn)世的一些觀點。當時吳應(yīng)箕等作《留都防亂公揭》，陳子龍嘆為“仁者之勇”，積極參與他們反對閹黨阮大鋮的斗爭。九月，清兵分道入山海關(guān)，京師戒嚴，崇禎帝詔天下勤王。陳子龍遣使從江上幕府問訊。楊廷麟因為忤逆楊嗣昌而赴盧象升軍贊畫，陳子龍賦詩送別他。十一月，《皇明經(jīng)世文編》成書，陳子龍寄書倪元璐、張國維求序，議及國事。黃道周謫還，在余杭的大滌山講學，陳子龍前往拜謁他。十二月中，盧象升與清兵大戰(zhàn)，因無援敗死。楊廷麟致書眾好友，直言盧象升敗死實情，陳子龍為作《吊盧司馬》悼念他。
再仕救國
崇禎十三年（1640年）四月，陳子龍經(jīng)盧溝新城入京師，為老師黃道周的事情奔走。隨后，陳子龍贈詩給方以智，感嘆人世炎涼。六月，面對著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陳子龍為挽救明朝國運，最終還是放棄個人打算，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七月十三日，陳子龍至昆山鹿城，晚上遇到張溥，籌議紓解軍隊的困難。八月，到任之時，陳子龍聞黃道周被廷杖的噩耗，與倪元璐整天悲泣。在任上，陳子龍從不請謁權(quán)貴，同僚都很擔心他遭受打擊。季秋，張溥、李待問等相繼來訪。與楊文驄等詩文酬唱。冬，陳子龍以推官兼任諸暨知縣，初顯政治才干。由于他的轄區(qū)連年水患成災(zāi)，饑民蜂起，為了維護當?shù)厣鐣€(wěn)定，他剿撫兼施，一邊大力推行保甲法，申明連坐的命令，平定饑民暴動；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shè)藥局，養(yǎng)老幼，醫(yī)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幾萬人。
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陳子龍考察諸山川返回諸暨途中，見饑民滿路，急施賑濟。二月，諸暨新令至，陳子龍任期滿，便還府城。四月初，陳子龍在嘉興會見錢謙益，商議復社組閣的事情。之后陳子龍專門處理紹興的賑災(zāi)事務(wù)，自從五月初一至八月底歷時一百二十天才結(jié)束。當時祁彪佳陪同陳子龍巡賑，陳子龍以秘密討伐閹黨朱國盛檄出示給祁彪佳。不久，憑借張溥等復社成員之力，周延儒得以復相。陳子龍向周延儒上書建言數(shù)事，并為黃道周說情。六七月間，陳子龍督漕嘉興，往來嘉、湖間一個月有余，積勞成疾。在審案時，陳子龍決斷明察，即使得罪權(quán)貴也在所不惜伸張正義。居官期間，陳子龍也沒有放下書卷，并經(jīng)常游玩山澤，與師友宴飲。
陳子龍石刻像
崇禎十五年（1642年）夏四月中，黃道周受貶謫而南歸還，陳子龍在塘棲的船上同他見面。隨后，陳子龍又在大滌山同湖州府太守陸自巖訪問他，一天后離開。因紹興知府王孫蘭外遷，陳子龍統(tǒng)領(lǐng)紹興郡事。在府試中，陳子龍錄取士子公平公正，縉紳劉宗周致信稱贊他。巡按左光先巡視部下，攜陳子龍相隨，頗相處融洽。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恒節(jié)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平定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暴動。叛亂被平定后論功行賞，陳子龍得以增俸行取（地方官知縣、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滿者，經(jīng)地方高級官員保舉和考選，由吏部、都察院協(xié)同注擬授職，稱為行取），但是憑軍功得職并非其所愿，所以陳子龍拒絕了升官。八月，陳子龍任浙江鄉(xiāng)試同考官，錄取黃濤為解元。十月，陳子龍北分配到監(jiān)考武試。仲冬，李雯同宋徵輿到紹興訪問陳子龍。年底，李雯隨父上京，陳子龍寄書想要挽留他未果。
崇禎十六年（1643年）春，陳子龍作書招徠弟子王澐到浙江，并給王澐介紹很多文壇前輩。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承天府，南京大震。陳子龍受董象恒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余杭等地筑關(guān)建臺，整修紹興城，鑄炮儲硝，并督運軍糧入南京。四月，陳子龍被京察列天下廉卓（為官清廉而政績優(yōu)異）者第一名。夏秋之際，陳子龍來往紹興、杭州間，睹懷國事，悶然不樂。年底，因為南京糧運受阻，陳子龍親自催促糧食入南京。還沒有出都，陳子龍就聽聞?wù)銝|爆發(fā)許都之變。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暴動有功，論功升授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但許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后將許都及部眾六十余人殺死。徐孚遠、何剛與陳子龍絕交。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歸里。不久陳子龍改任兵科給事中，又奉旨巡視兩浙城防守備。與同郡諸君子謀救京師，然勢已不及，即募練水軍，以備再舉。
陳子龍編撰的《明經(jīng)世文編》
力挽頹勢
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京師，崇禎帝自縊身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jiān)國，不久后稱帝。陳子龍在黃道周的推薦下，以崇禎時授的兵科給事中職務(wù)任職，奉命巡視南京軍營。六月十五日后，陳子龍啟程赴任。就任后，兵部僅僅只有陳子龍一個人。同月二十七日，陳子龍在鎮(zhèn)江遇兵變。他在朝50多天，上書30多次，提出大量有價值的建議，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無心復國，只求偏安。同時由于自己的直言觸犯了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陳子龍受到排擠。他對朝政失望之極，便在八月請假葬親。十月，陳子龍始歸鄉(xiāng)里。
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陳子龍聽聞南京失守，便避地泖濱。當時華亭縣令張大年早已舉城降，陳子龍舊友陳洪范派人招撫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而不見。又有以前明朝的參將（明代鎮(zhèn)守邊區(qū)的統(tǒng)兵官）洪恩炳，與陳子龍“素執(zhí)弟子禮”，也投靠了清廷，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同樣拒之門外。閏六月，江南各郡爭相起兵圖謀光復南京，陳子龍與徐孚遠及陳湖、陸世鑰合集駐扎陳湖，并與夏允彝致書聯(lián)絡(luò)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玙率水師三千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二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初十日，陳子龍設(shè)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jiān)軍左給事中。江南各郡義兵紛紛響應(yīng)起事，一時聲勢甚盛。清軍回師鎮(zhèn)壓，陳子龍所集義兵與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不聽陳子龍的勸阻，將二萬水師移營黃浦江，因沿途水道狹隘，不利旋轉(zhuǎn)，僅支撐兩月，亦被清軍擊敗，于是江南的抗清運動土崩瓦解，陳子龍的師友徐石麟等相繼罹難。八月三日，清將李成棟大舉進攻江南，松江府城陷，沈猶龍被殺，吳志葵被生擒，陳子龍在城西遭遇清兵卻得以逃脫，攜家走昆山。四日，陳子龍與夏允彝訣別，并隱姓埋名入嘉善縣陶莊水月庵，托為禪僧，取名信衷，字瓢粟，號潁川明逸，與庵僧衍門同研佛學。陳子龍在此時輾轉(zhuǎn)嘉興、松江間，仍未放棄與壯士謀劃明廷的復興。六月，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監(jiān)國。閏六月，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魯王命陳子龍為兵部尚書，節(jié)制七省軍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十一月，陳子龍移居嘉興徐灘，在黃濤邊上居住。在避難之余，陳子龍還撰成了自述年譜。同時他意圖同徐枋聯(lián)絡(luò)唐王朱聿鍵，邀請其參加朱聿鍵的軍隊。徐枋推辭不愿前往。
南明隆武二年（魯監(jiān)國元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徐孚遠在閩中與張肯堂謀北征吳淞，二人聯(lián)絡(luò)子龍。于是陳子龍準備東渡赴閩中。由于海禁森嚴，陳子龍無法成行。黃道周在南京殉節(jié)，陳子龍為作哀詩。不久后陳子龍結(jié)太湖吳昜義軍，圖謀再起。當時他被分派到福建和浙江檢閱軍隊。五月，陳子龍監(jiān)臨吳昜義師，見其軍紀渙散，認為其難以成事，于是與之斷絕關(guān)系。到秋天，吳昜被清軍殺害，義軍果然失敗。后三月，吳昜果敗。七月，陳子龍往來禾郡、武塘間，并到嘉興在吳祖錫中家會見徐孚遠，密商大計。秋，陳子龍自嘉善游蘇州，遇到好友朱隗。虎丘題詩譏錢謙益之投敵。冬，正值夏允彝周年，陳子龍作《報夏考功書》，感嘆匡復大業(yè)不成，報國無門。自此屏居丙舍，斷絕人事往來，但是仍然沒有放棄作詩，并同夏完淳等人密謀抗清再次起事。
《吳中先賢譜》陳子龍畫像（蘇文編繪）
投水殉節(jié)
南明永歷元年（順治四年，1647年）初，在廣富林家居時，李雯來訪陳子龍，相向而泣，這是二人最后一次見面。春，陳子龍想到生平知己像夏允彝這樣的人一時間零落殆盡，周立勛去世亦已數(shù)年，而喪未舉，便捐地葬其于莘村。三月，陳子龍會葬夏允彝，賦詩《會葬夏瑗公》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這是他的絕筆。此時，陳子龍仍奔走松江、禾塘間，同錢旃等人密謀再起義師。四月，降臣吳勝兆因受排擠，密謀策劃反正，他的部下戴之儁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私訪陳子龍，一再請求陳子龍寫信聯(lián)絡(luò)南明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為外應(yīng)。陳子龍欣然應(yīng)允，并積極活動。十六日，舟山義師還未來得及接應(yīng)，吳勝兆就被捕失敗，清軍揚言徹底查辦此事，當時清軍江寧將軍巴山、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而以陳子龍為首。陳子龍聞風被迫逃往蘇州，改姓為李，改字大樽。
五月初，巴山等人派出士兵五百，在蘇松一帶大肆搜捕達五六日之久，最后陳子龍在吳縣被捕。巴山等人對他進行審訊，他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為何官，陳子龍回答：“我是崇禎朝的兵科給事中。”陳錦又問：“你為什么不剃頭？”陳子龍又回答：“我留著這頭發(fā)是為了在地下去見先帝。”隨后陳錦再問，陳子龍卻拒不回答。便把他拘禁在船上，令士兵看守他。五月十三日，陳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jīng)松江境內(nèi)跨塘橋時，他乘看守的人沒有防備，突然投水以死，撈起時已經(jīng)氣絕，清軍還將其斬首，棄尸水中。時年四十歲。次日，陳子龍門生王澐、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遺體，準備好棺材埋葬了他。
陳子龍
主要成就
詩
綜論
明代詩歌自高啟去世之后就陷入了長期的低迷狀態(tài)，陳子龍崛起于東南文壇，不僅終結(jié)了明朝詩歌藝術(shù)近三百年的衰微狀態(tài)，而且也是開創(chuàng)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xiàn)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其詩學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導明七子復古主張，但其詩歌創(chuàng)作尤其是中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旨在繼承盛唐詩歌創(chuàng)作反映現(xiàn)實的精神，特別強調(diào)文學創(chuàng)作的社會意義。詩歌雖受“前后七子”影響，但是能夠擺脫“詩必盛唐”之窠臼，兼學齊梁麗藻、初唐四杰音韻和盛唐格調(diào)，對晚唐詩歌之秾麗特征也有一定吸收，這些要素配合其過人才氣，使其詩歌與“前后七子”大不相同。
陳子龍的詩歌感慨時事，關(guān)心民生，雄深豪邁，沉郁頓挫，蒼勁之色與節(jié)義相符，同時文辭華美、音韻鏗鏘，浸透著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懷與高尚的愛國節(jié)操，是結(jié)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后一個大詩人，被公認為“明詩殿軍”。
詩學思想
陳子龍繼承了明詩復古的傳統(tǒng)，對詩歌復古理論作了新的探索。生當公安派、竟陵派反復古之后，陳子龍對復古與反復古兩派之成敗利鈍有著深刻認識。他認識到前后七子詩歌創(chuàng)作的弊端在于擬古色彩過于濃厚：“摹擬之功多，而天然之資少”，因此他指出了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四人詩歌各自所存在的不足。但是，在他看來這些不足無關(guān)宏旨，所以他對前后七子的復古功績和復古主張進行了充分肯定，認為“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對于前后七子的復古理論，陳子龍有著強烈認同感，所以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遵循其主張，不必因其不足而全盤否定其理論，只要“盛其才情”、“發(fā)其眑渺”，克服其弊端便可以。陳子龍還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即應(yīng)當區(qū)分正始與末流。復古后學末流的過失與誤區(qū)，不應(yīng)當不加區(qū)分一并歸咎于“李何”“王李”身上，而否定他們所創(chuàng)始的法度。而對于公安、竟陵派反復古的詩學主張和在這種理論指引下所形成的詩風，陳子龍十分不滿，進行了嚴厲批判：“不意一時師心詭貌，惟求自別于前人，不顧見笑于來祀。此萬歷以還數(shù)十年間，文苑有罔兩之狀，詩人多侏離之音也。”他指責其詩歌理論是“師心詭貌”，造成了“文苑有罔兩之狀，詩人多侏離之音”的惡劣后果，他標舉前后七子詩學的目的也正是要掃除這種頹蕩詩風。
詩歌內(nèi)容
陳子龍的詩歌作品十分豐富。由于兵火與禁毀之故，其詩作頗多散佚，然其存世之作尚達2700余首。在明末動蕩的社會局勢下，他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作品充滿了鮮明的時代色彩，與當時風云變幻的社會現(xiàn)實緊密相連，故其現(xiàn)實性格外突出。這些作品尤其是后期詩作，將其憂世傷生之情懷、激濁揚清之愿望、痛悼社稷淪亡之志慮和痛恨外族侵略之民族氣節(jié)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展現(xiàn)了一個抱負遠大、慷慨正義的名士在末世風雨中的獨特心路歷程，同時更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陳子龍的氣節(jié)與文章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令其詩歌更富內(nèi)涵和價值。
體裁特征
陳子龍各體皆工，但作為復古派詩人，其偏重古體詩，對漢魏晉南北朝古詩鉆研極深，熟悉古體詩的特點和創(chuàng)作方法，擅長古體詩創(chuàng)作。與此同時，他在近體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尤其是七言律詩，大多寫于勤勞國事、戎馬倥傯之際，表達了他對時局的關(guān)切，悲涼慷慨，酣暢淋漓，成為他詩歌成就的一個突出標志。從創(chuàng)作上來看，他擅長古、近體各種體裁的詩歌，做到了兼長眾體。《松風余韻》評價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古選則尊漢魏，近體則崇初盛”，準確地概括了其詩歌宗尚和學詩取徑。
從《陳忠裕公全集》收錄的古體詩來看，古樂府詩、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數(shù)量眾多。此外還收錄了風雅體詩四組、琴操一首、四言詩四首，數(shù)量較少，盡管這些體裁的作品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xiàn)出其創(chuàng)作水準。即如集中的四首風雅體詩，風格都極近于《詩經(jīng)》古詩。其創(chuàng)作重視“風雅體”的本色，力求與《詩經(jīng)》中的詩歌體式相侔。陳子龍也創(chuàng)作了很多古樂府詩，其中不少篇章是模擬之作。總體上來說，陳子龍的古樂府詩也是力求保持古樂府的本色，但較之前后七子的作品擬古痕跡輕一些，追求神似，即便是標明擬古的篇章，也盡力避免字句的蹈襲。
風格特征
陳子龍早期詩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經(jīng)有大量創(chuàng)新，隨著時局的變化，尤其是明亡前后，在家國陵夷、滄桑劇變的特定時代環(huán)境感促下，詩風有較大改變，摹古習氣也幾乎消失，憂時念亂的沉痛情感注入詩中，顯得悲勁蒼涼，而又辭藻華麗，音韻鏗鏘，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總體上來說，陳子龍詩歌在氣韻上呈現(xiàn)出突出的沉郁特征，詩中多深沉凄婉之意緒和蒼涼激楚之氣調(diào)。他前后期創(chuàng)作在風格上有所轉(zhuǎn)變，后期詩歌沉郁之氣更加濃厚，但實際上這種氣韻在其創(chuàng)作中是前后一以貫之的，只不過是后期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而已。而與沉郁之氣相伴隨的是雄豪之氣。其雄健豪邁之氣貫注到詩歌當中，令其詩歌慷慨激昂，風骨遒上。
陳子龍詩歌還有一個顯著的風格特征，即綺麗高華。在七律《春感》中陳子龍自謂“文章綺艷羞江左”，但更偏重于指詩歌，因為所謂“江左”，主要指梁陳江左文人的“宮體”詩風。他認為自己的詩歌在綺艷的詞采上可以勝過江左詩人。這說明綺艷是他創(chuàng)作上的一種追求。追求詞采的綺艷華麗是陳子龍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傾向，綺艷是其詩歌的一個鮮明特征。正是認識到了其詩歌的這一特征，其詩歌多以綺麗華美的辭藻刻畫物態(tài)，營造意境，令詩歌充滿情韻，多姿多彩。如他的《秋夕沉雨，偕燕又、讓木集楊姬館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飲也》二首，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特色。但陳子龍詩歌的綺艷風格同六朝詩風還是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的，其相似更多地體現(xiàn)在形式上。六朝詩歌多以詞藻堆砌，其內(nèi)容則極為空洞，為文造情，文過于質(zhì)。而陳子龍詩歌的綺麗特征則是與其豐富的內(nèi)蘊、充實的情感結(jié)合在一起的，因而并無六朝詩歌空洞無物的弊病，做到了情與文、內(nèi)容與形式的和諧統(tǒng)一。陳子龍的詩歌并非僅停留在以“翡翠蘭苕”堆砌詞藻的層面上，而是將華美的詞采同充實的內(nèi)容、飽滿的情感融為一體，從而達到了清秀高華的境界，故董黃在《贈陳臥子給諫》詩中贊譽他“吐詞潤金玉，芳氣馥蘭蘅”。
詞
綜述
陳子龍論詞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間詞名家、北宋秦觀、周邦彥等人，風流婉麗，蘊藉極深，享明詞“第一”之譽。元、明詞衰微近四百年后，陳子龍的出現(xiàn)使得詞藝衰敗的趨勢得到根本的扭轉(zhuǎn)，為詞藝的中興開辟了道路。陳子龍身為烈士與英雄，詩歌中兼有英雄氣與才子氣，但其詞卻是風流婉麗、意蘊極深的婉約詞。他的詞在意境方面分別表現(xiàn)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征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并增強了其詞的內(nèi)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后近半個世紀，對詞壇回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貢獻。
詞學思想
陳子龍的詞學觀是其以嚴肅態(tài)度理性思考的結(jié)果。他要求作詩“體兼風雅，意主深勁”，認為好詩是“憂時托志之所作”。（《詩論》）他繼而把這些觀點和主張引入到他的詞論中，要求詞象詩一樣，托體風騷，反映現(xiàn)實：“托貞心于妍貌，隱摯念于挑言”（《三子詩余序》），力拯明詞之弊。陳子龍是明詞家中唯一的既有完整而系統(tǒng)的詞學理論，又有當行本色詞作的詞家。陳子龍的詞論主要見于他的四篇序文，即《三子詩余序》《王介人詩余序》《幽蘭草題詞》《宋子九秋稿序》。在清以前詞學理論普遍不發(fā)達的詞史背景中，他的理論探討授予明末志在振衰的詞家們以理論依據(jù)和創(chuàng)作方法，并影響了清代一部分詞人和詞論家，于明于清都有不可沒的廓清之功。
在詞的文體風格方面，陳子龍極力推崇“麗而逸”（《幽蘭草題詞》）“文詞婉麗”（《宋子九秋詞序》）之風，認為詞體纖弱、鮮妍又不藉粉澤，也即指詞要有精妙之言，風流婉麗之語，乃至托物寄興，婉而多思。陳子龍之設(shè)色說是主張以纖弱之體，寄以深摯之情和沉頓之思，因此他又說：“情深于柔靡，而婉變之趣合”，詞體特征是古人所傳，無須獨造，只要正確繼承，便可嫻熟運用，但纖弱之體所載內(nèi)容，須作者獨造，所以陳子龍說：“既生古人之后，其體格之雅，音調(diào)之美，此前哲已備，無可獨造者也。至于色彩之有鮮萎，豐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者也。譬之美女焉，其托心于窈窕，流媚于盼倩者。雖南威不假于夷光，各有動人之處耳。”（《仿佛樓詩稿序》）要求為詩為詞要有獨創(chuàng)性，這就使其纖弱之體說具有了形式的傳統(tǒng)的完美性與內(nèi)容的獨創(chuàng)性。
陳子龍在《王介人詩余序》中還提出了作詞的“四難”之說，其中鑄調(diào)、設(shè)色兩條就涉及到了詞體雅正的問題，語言上要寓繁于簡，氣脈流暢，設(shè)色上要色調(diào)淡雅，婉約為宗。這種觀點明確地表現(xiàn)了陳子龍對于婉約風格的崇尚。“觸景皆會，天機所啟，若出自然。”雅詞的本色就是婉約，這也是從晚唐五代到北宋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審美標準。正是出自對于詞體婉約本色的追隨，陳子龍論詞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崇尚北宋詞，而對南宋以降的詞就針貶頗多。《幽蘭草題詞》中說“南渡（建炎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槍武，諧俗者鄙淺而入于優(yōu)伶”，主要批評的就是南宋詞的叫囂和淺俗。叫囂指的是辛派詞人的末流，學豪放派者一旦缺少學養(yǎng)就難免近于叫囂，而淺俗則是從南宋到明，一直存在的弊病。
文章
風格
陳子龍的前期詞詞風多綺麗香艷，這些詞主要寫于崇禎初年，此間雖也有社會的重重陰影壓迫著陳子龍，但酒朋詩侶間的切磋酬唱使其筆端流露不無才子佳人的風流蘊藉。李雯《要齋集》卷三十五所載《與臥子書》也曾言“春令之作，始于轅文（宋征輿），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與之連類。猶之壯夫作優(yōu)徘耳。”所以陳子龍早年的詞承唐五代的《花間詞》之風，善寫情事情思，繪形繪色，注重對生活的再現(xiàn)。其小令《如夢令·艷情》色彩濃艷，意象細巧精美，酷似花間諸作。陳子龍早期一些詞并無感興寄托之意，他后來感覺到的：“始則年少氣盛，方繞樂，蓋多芳澤綺艷之詞”，“未免雜乎鄭、衛(wèi)”（《宋尚木詩稿序》）的嬉戲之作。其友李雯也說：“臥子方弱齡。甫握機契，輒竊有所作，作文綺麗。”當然，這類詞作只占其詞的少數(shù)。
陳子龍后期的詞當是從崇禎十年（1637年）出仕到絕筆期間所作。歷史巨變將他置身到殘酷的現(xiàn)實生活面前，“以當博弈”（《幽蘭草題詞》）式的遣興之詞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詞風沉郁頓挫、充滿比興寄托意味的透骨悲涼的詞作。這一時期的詞傷時感舊、詞調(diào)悲苦凄涼，涌動哀怨凄婉之情，前期詞中常見的抒清女主人公不見了，更多的是詞人自身的存在。《天仙子·春恨》更體現(xiàn)出詞風的明顯轉(zhuǎn)化，在這里，春寒、春雨、春潮、春花，無不成為詞人感情的媒介，在懷念故國中涌動著詞人對時局、國家命運前途的深深憂慮。而其絕筆詞之一的《二郎神·清明感舊》更表現(xiàn)出不同以往的詞風，其以內(nèi)心獨白式的筆調(diào)，抒發(fā)清明時節(jié)“漫天風雨”中“野老”的感慨。直抒“你”“我”的率直與坦露，隱約見豪放之氣，有以議論入詞的傾向。但感情委曲盤旋，深沉郁結(jié)，終不失婉約本色。
憂國憂民的痛苦不安，回天乏力是陳子龍的后期詞的基調(diào)，詞風呈現(xiàn)出一種多元化、復雜多變的傾向，既有托諸閨怨的感性寄托之作，也有慷慨激昂的頓挫之篇，也有借典鋪張的深沉詠物之詞。但其新的詞風傾向未及獨立成形，陳子龍便英年早逝了。
散文
序文
陳子龍散文而下，體類繁多，細致而分，凡38種，449篇。僅序文一類，實占總數(shù)四分之一以上。可見序文在其散文創(chuàng)作中，其分量是舉足輕重的。
對于從小在儒家正統(tǒng)文化中熏陶成長的陳子龍來說，處世為人、道德操守等立身之道則是陳子龍序文中較為鮮明的內(nèi)容。他的一些跋文政治論辯的強度絕不亞于奏議。這類跋文以《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和數(shù)篇總集序文及詩文評序文為代表。《<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序》直言廣設(shè)諸侯之利弊，論證國家廢興強弱的不同時期，君王應(yīng)審時度勢、順應(yīng)機變地設(shè)立同姓諸侯，不可在國家衰落之時仍廣設(shè)諸侯，以免支系繁雜，祿請難繼，猜忌日滋而悚恃益增。《吉水鄒忠介（鄒元標）公<奏議>序》《太保朱文懿（朱賡）公<奏議>序》則分別從鄒元標、朱賡兩位敢言善諫之臣的奏議文書出發(fā)，極力論說忠孝賢德之士在輔佐君王，整治朝綱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禹貢古今合注>序》從治理水利的角度來闡明農(nóng)事活動，認為這是國家擺脫貧弱，走向振興的基礎(chǔ)。“今人主之所急莫大于強兵，欲強兵莫先于富國，欲富國莫若盡地利，盡地利莫先于治水。”陳子龍序文對國家政權(quán)的鞏固理念，有從政治與軍事上的直接論說，也有人才、社會和經(jīng)濟上的間接反映，這種文學特質(zhì)與他骨子里流露的民族大義一拍即合。
再次，言修身之道。陳子龍的氣節(jié)在他詩文的字里行間透徹地流露出來，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他對國家政事的擔憂中，而且表現(xiàn)在他寫給同僚好友贈答類的序文中。《送翁象韓之松溪令序》開篇即贊“吾黨推嫻煉之才、華淑之度、樂易之性。必日翁子象韓”，為自己擁有正民以禮，和民以樂的同僚而欣慰。《贈上海令王侯政績序》以上海吏治政績之成效為例，贊揚王侯整飭紊賦，罷奸除惡，撫平民心，從而贏得百姓“服其明，嘆其敏”的呼聲。在陳子龍看來，在其位而謀其政是士大夫的神圣使命，為官者造福于百姓，吏治者謀一方之繁盛，身為文人則身體力行，溫厚敦雅；為人之子則修身盡孝，不逆親命；為人父母者，則端其身而教其子，厚其德而立其志。陳子龍的贈序壽序大都寫得誠摯懇切，贈序為志同道合者而作，而壽序為友人至親而寫，前者多為政績顯著、身正廉潔的官吏，后者則為賢達和惠、母慈子孝的雅士。以上種種足以體現(xiàn)他的高風亮節(jié)。
陳子龍的序文，其創(chuàng)作內(nèi)容，相對于以往以贈答為主流的序文來說有所突破，他的序文內(nèi)容以評論詩詞文集為主，涉及的對象不僅限于他人作品，自己作品的別集和總集序文在其序文中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在研讀別人作品的同時，也在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成果持以清醒的態(tài)度。博聞多識的陳子龍作序不僅著眼于當下，而且上至先秦兩漢之文，下至明代文人乃至自己所作之文，都涉獵其中。他的這種序文創(chuàng)作實踐，給明代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一股新鮮的空氣。
策體文
陳子龍的策體文存32篇，其中王昶所輯《陳忠裕公全集》16篇（包括“議”13篇，“策”3篇）、《安雅堂稿》有“策”15篇，對1篇。據(jù)陳子龍文題之下紀年“丙子”、“丁丑”字樣，這些策作于他考取進士（崇禎十年，1637年）之前，應(yīng)為他準備參加進士考試的練筆之作。雖然陳子龍的策體文為數(shù)不多，但卻能從中發(fā)覺他的通才大略。崇禎后期明朝的積弊已成壓倒之勢，適逢其間的陳子龍親眼目睹了崇禎后期政治、軍事以及民生上的回天乏術(shù)的混亂景象。即便如此，一生致力于“經(jīng)世”、崇尚“有為”的希望自己的才華有一方施展之地，其策體文就最能體現(xiàn)這一時期強烈的政治及用世傾向，他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深刻地體現(xiàn)在這些篇目中，通過論述經(jīng)濟資源的合理配備、武將兵卒作戰(zhàn)力的提升、國家高層執(zhí)政能力的建設(shè)以及各類武事戰(zhàn)術(shù)的建言獻計表達了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guān)懷。陳子龍曾提出過：“今天下之大事有三，日用人也、足食也、強兵也。”他的策議文正是基于這些問題上作深入細致的探討。
陳子龍把經(jīng)國治世的磅礴襟懷最直接地體現(xiàn)在他的策議文之中，不需要含蓄，不需要綺靡，而是盡顯經(jīng)天緯地、通古博今和一氣呵成的文章特質(zhì)，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善于引古述今作對比論證。陳子龍是一位通古博今的文人，對歷朝歷代的歷史掌握得較為扎實。由于對歷史爛熟于胸，所以引證時能夠信手拈來。陳子龍的策體文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在論述政化得失之時，能夠引述相關(guān)歷史緊密結(jié)合現(xiàn)實作對比解析，從中歸納優(yōu)點或不足，在相互比較之下，取歷史之長補現(xiàn)實之短，以此作為論述自己觀點的一條有利證據(jù)。例如，作于《問京兵積弱何以為居重御輕之計》，為了支持其觀點“自古帝王之立國也，莫不居重御輕，以為長久之計”，他從漢代設(shè)置南北軍開始引論，言古代帝王在保衛(wèi)國家安全上做的努力。引述文皇帝以前設(shè)置的兵營制度，同時也闡述了“土木之變”以來明代在營制上存在的不足，而是在發(fā)現(xiàn)不適用之時經(jīng)常變更機制，因而出現(xiàn)本末倒置的弊端。陳子龍善于引古述今，以此為對比論證設(shè)置根基，這種方法能夠輕而易舉地突出現(xiàn)實存在的不足，再為尋求化解之法設(shè)定理論根源。陳子龍的策議文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每篇必用數(shù)個以上的反問句。這些反問句在分布上也呈現(xiàn)出一定的規(guī)律性，大多數(shù)集中在策文的起始段。通覽陳子龍策體文，很容易發(fā)現(xiàn)，在文章的開頭部分他通常直接陳述時弊，如《采金議》一文，開頭直言“古則有余，今則不足”，開門見山點明現(xiàn)如今金礦資源已到了“不足”之程度，在做一番簡短的古今資源擁有情況的對比之后，一句“金玉之產(chǎn)，非似草木之歲更，取之矣即隨盡。三季以后，天地何得不貧?”道出了金玉這種金貴的非可再生資源的貧乏應(yīng)引起管理者甚至是朝廷的慎重思考，問中有答的形式，一方面帶動讀者思考，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接下來的繼續(xù)論證設(shè)定一個點，即“貧乏”引發(fā)的其他問題。
奏疏文
陳子龍的奏疏文章獨具一格，尤其是任職南明弘光朝廷期間所寫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筆流暢，思想深刻，極具戰(zhàn)略眼光，后被收入《兵垣奏議》。其文關(guān)心社稷，經(jīng)世致用，為挽救明朝國運，嘔心瀝血。《兵垣奏議》寫于陳子龍盛年時期，同時又是明朝亟待恢復中興的關(guān)鍵期，他的奏議文不但在思想內(nèi)容上特色鮮明，而且在藝術(shù)上也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風格謹嚴細致、自然沉穩(wěn)：其思維張弛有度、角度多樣；行文上駢散結(jié)合、整散合一；語言上慷慨暢達、雋永凝練，這些都構(gòu)成了陳子龍奏議文突出的藝術(shù)特點。
駢文
陳子龍的駢文成就也很高，如《別賦》：“至若祖道浙江，歌驪易水，擊筑漸哀，舉杯數(shù)起。人虎狼兮不復還，感烏馬兮誰能理。信事君兮無二心，憤國仇兮漸壯士。獨臨風以唏噓，咸攀轅而莫止。”借用歷史典故抒發(fā)自己的忠君報國之情，寫得慷慨悲壯，并非純擬江淹之作。其他如《感逝》《擬恨》《秋興》《湘娥》等賦皆凄愴悲涼，憂時傷亂，亦有所寄托。而賦體文《漢詛匈奴大宛》則顯然是針對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漢之詛咒匈奴而咒罵侵略者。陳子龍的這些文章雖然宗效魏晉，卻都融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寫出了愛國志士的滿腔忠憤，是明末時世激蕩的產(chǎn)物。
陳子龍主觀上沒有以“四六”“駢體”“駢文”之名進行創(chuàng)作或批評，但通過其“古文辭”理論主張與實踐、后繼者的傳承與發(fā)揚，對清初駢文振興起了重要作用。
軍事
在明代眾多論兵著作中，陳子龍的論兵著作《兵垣奏議》有其獨到的成就。全書共38篇，寫于他在任職南明期間，集中反映了陳子龍從江南出發(fā)，立足中原，輻射邊地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陳子龍雖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軍事將領(lǐng)，但是在明末特殊的歷史時代當中，通過他自身的軍事經(jīng)驗，在戰(zhàn)略思想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在整個明代的軍事思想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明代的軍事思想，對于明代軍事理論都有一定的影響和意義。
立體防御
明代面對東南的倭寇，北方的建州女真，以及國內(nèi)的農(nóng)民軍多方敵對勢力，并且在連年的征戰(zhàn)中軍隊匱乏，糧餉不繼，戰(zhàn)斗力衰退，硬攻取勝的可能性很小。到了南明，情勢更加艱難。從這樣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在攻守之間，陳子龍?zhí)貏e強調(diào)防御，并且是多層次有縱深的立體防御。他的防御思想不是消極被動的，“知兵只不可久用而勢只不能無變也，故不辭一時之勞而免于異日之患。”到他對于敵我攻守之勢的相互轉(zhuǎn)化看得非常透徹，“御敵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zhàn)為先。”戰(zhàn)、守、和都是對付敵人的手段，要根據(jù)形勢，隨機應(yīng)變，靈活運用，取得主動權(quán)，以達到防守的真正目的。
1.籌建水師，拱衛(wèi)江淮
首先是募練水師。早在明朝滅亡之前，陳子龍就已經(jīng)開始和松江的好友一起準備水師之事。“是時寇破恒代，漸逼京輦，臣妄意聯(lián)絡(luò)海舟直達津門，可資應(yīng)援，因與原任長樂縣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征璧等鼓勸義徒捐資召募。”當時他們召募的水師已經(jīng)有三千多人，雖然京師隨即陷落，但是召募水師以保家國的主導思想?yún)s并沒有消亡，反而隨著形勢的惡化而愈加顯著起來。
陳子龍在南明任職之時所上的第一道疏就是《募諫水師疏》，專論籌建水師之事。在這道疏里，陳子龍指出下募練水師的重要意義：南明建都南京，和北方的農(nóng)民軍、清兵隔江而望。史可法駐守揚州，高杰、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分守泗州、淮安、廬州、臨淮四鎮(zhèn)與之呼應(yīng)，所倚仗的無非長江、淮河的自然屏障。從防御的次序上來說，長江自然為重點，但淮河則是先機，是北兵南來所遇到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守江不如守淮。”如果淮河沒有守備，那么這道天然屏障就等于浪費了，長江天塹固然對北兵形成威懾，而對于南明來說也同樣是北上的障礙。如果淮河有備，那么，長江就等于變成了南明自己家里的武器，“賊即越淮而南，我前有天塹，后有重兵，彼豈能不狼顧耶。”因此，對于南明朝廷來說，“簡練水師為根本之計。”不僅如此，陳子龍還推舉了何剛主持召募與訓練，“至于戰(zhàn)艦之制，則大小俱不可少，無大船則無以為衛(wèi)犁營壁之用，無小船則無以取便捷奮擊之功。”……“是以二者須相輔而用如鹿角輕車之副武剛焉。”從他所談問題的細致程度可以看出他確實是經(jīng)過了一番實地考察的。
2.控扼楚蜀，恢復襄樊
襄陽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從地理位置上看“襄陽居局江漢之上游，控中原之要害，當川陜之樞紐”，在中原的中心，北瞰中原，西通川陜，下蔽吳越，占據(jù)了連接東南與關(guān)陜，控制水路渠道的重要地位。南明立國江左，要想北圖進入中原，襄陽無疑是一個爭奪的要地。如果可以順利地奪取襄陽，就等于給南明增添了一道牢固的屏障，使東南坐享“磐石之安”，還可以從襄陽入關(guān)陜。“李綱有云，由湖湘以達川陜?nèi)缧星咧希剡h難通，若得襄樊，如行弓弦之上，地理省半”，“如奕者置子于局心，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如果能夠進一步規(guī)復唐鄧諸州，“以與我汝穎之師邀為接應(yīng)”恢復中原就不再是一句空話。
中原抓住之后是經(jīng)理楚蜀。在明朝滅亡之前，洪承疇督理秦晉豫三省軍事之時，陳子龍就上《問秦楚剿寇用兵之次丙子》一書，指出楚豫的軍事意義。在南明建立之后，楚豫作為東南的上流，重要性則更加明顯。陳子龍早就上了《布置楚豫疏》，明確指出：“上流中原，形勢必爭之地，乞速行布置以規(guī)進取事。”如果說中原是“天下之腹心”，那么楚蜀就是“東南之領(lǐng)項”。如果要安定天下，規(guī)畫中原，保存東南的話，必然要經(jīng)理楚蜀才可為防范之機。南明成立之后，北方的農(nóng)民軍受到建州清兵大打擊，陳子龍認為他們“非出潼關(guān)以踴豫，則由襄鄧以窺楚。”應(yīng)該趁他們立足未穩(wěn)之機，占領(lǐng)楚豫，恢復襄陽，這樣才可以保護江南，并為日后北上奠定基礎(chǔ)，“布置之道，誠不可遲。”而要經(jīng)理楚豫，最重要的是解決楚“建置無常，分割無定”以導致“節(jié)制不明，彼此推諉”的弊病之源。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陳子龍的建議是徹底重新規(guī)劃楚豫之境，“當設(shè)二督三撫”，一督設(shè)于黔中，“取財賦于湖南，取兵馬于滇黔巴蜀”；一督設(shè)于襄陽，為“規(guī)復中原之漸”。這樣一來，形勢關(guān)節(jié)之處便有了把持，再在豫中，武昌，鄖陽各設(shè)一撫，以形成“疆土各有專責，而犄角應(yīng)援皆可布置矣”的新格局。
陳子龍對于楚蜀的經(jīng)理既是奪取襄樊的統(tǒng)一規(guī)劃，又是連接滇黔巴蜀的全局布置。按照他的想法，從南明向西，首先是淮河的屏障，其次是長江天塹，通過守淮以擴大守江的戰(zhàn)略意義，并進而北上取得襄樊。控制楚豫，那么中原地區(qū)的恢復就指日可待了，而通過經(jīng)理楚豫，又可以把勢力延伸到滇黔巴蜀。一個從江南出發(fā)，立足中原，輻射邊地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清晰完整地建立了起來。
實用策略
明代，特別是中后期注重實用之學，軍事領(lǐng)域也不例外。陳子龍的軍事思想多來源于他自身的實際經(jīng)驗，不僅理論性強，而且切實針對南明所面l臨的現(xiàn)實情況，因地制宜，實用性強。陳子龍的這些主張，從一個儒者的角度來看或許不夠忠厚，但卻是在軍事實踐繼承、總結(jié)的基礎(chǔ)上，所進行的歸納總結(jié)和提高，相當坦率實用，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1.軍隊建設(shè)
陳子龍就強調(diào)在挑選士兵時，不僅看年齡、體質(zhì)，還看他們的武藝，包括使用的武器。火器的使用是明代軍事的一大特色，在火器的訓練和準備工作上，陳子龍有很詳細的論述：“中國之長技在于火器，今東豫搶攘硝磺尤為難得，火器必聯(lián)系始精。而今之操演空礴，轟然如雷霆者，第以炫耳目，實徒費耳。必加鉛子筑土墻為的，如校射之法，賞其命中者，始為有益也。火器之有利有鈍者，更番迭出之法，未熟不能循環(huán)無窮也，先行耦試，繼行伍試，再行隊試營試，而巧熟如承蜩秀丸者得萬人可以橫行矣。至于硝磺，尤當乘路途方通，廣為收貯，以備不虞。”這樣的建議，如果不是對軍事生活有實地經(jīng)驗的話，單憑兵書戰(zhàn)策是無法說出來的。然而，火器的數(shù)量畢竟有限，而且攜帶笨重，很難大規(guī)模地使用，因此陳子龍?zhí)岢鲆娛靠嗑毶浼驗橥鹌飨啾龋?/span>弓箭更為輕巧，造價低廉，而遠距離的殺傷力也不弱。為此，陳子龍還曾親自深入軍營進行視察，“昨臣偶爾人營約諸將校射，見命中者殊少。”
在督導士兵的訓練上陳子龍是親立親為的，無論是練兵、練將還是武器，他都選擇有“能”的將領(lǐng)，訓練出“強”的士兵，使用銳利實用的兵器。他的軍隊建設(shè)思想具有很強的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既對構(gòu)成戰(zhàn)斗力的士兵、將官、武器裝備的各個方面及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訓練、整飭的理論和方法，而且正確地解決了人和武器、練兵和練將等關(guān)系。
2.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
陳子龍在戰(zhàn)略上航特別強調(diào)智謀和采用間諜。孫子兵法中很重要的一條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說的就是計謀的運用。在兵將糧餉都處于相對弱勢的情況之下，攻心自然是勝于力敵的，所以陳子龍說：“不以力戰(zhàn)為能，而以用謀為大。”用謀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用間”。“夫用兵之道，惟得敵之情而多方以為之或使敵為我用或使自相屠滅，或使變怨而為恩，或使化強為弱，古之人所以破敵者，率由之矣。”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自長江以北，大河以南，岷峨以東，梁宋以西，地方數(shù)千里，無一城得安枕臥者，男子荷戈而登陴，婦人廢耕織，守如是可謂嚴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守衛(wèi)者的膽怯和缺乏信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之所以會膽怯退縮，主要是由于“民力先擾于無事之時，而偵探不明于賊至之目也。”所以，陳子龍認為偵查敵情是非常重要的，“所謂不擾民以先自困者，我能知賊之情而緩急勞佚得其序也，非漫然聽之而已是，故守御之本奠急于偵探。”從另一個方面說，用間還表現(xiàn)在分化敵人，敵人的內(nèi)部陣營并不是鐵板一塊，往往存在著兩種或者更多的牽制勢力，這些力量雖然暫時形成了合作，但在他們之間也是矛盾重重。陳子龍就特別強調(diào)要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懷疑，派遣間諜，深入其中，以達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首先，用間的方法是不一而足的，應(yīng)該根據(jù)具體的情況作不同的部署與安排。如果敵人內(nèi)部尚未訂交，就要先下手為強，取而代之，為自己爭取同盟；如果敵人剛剛訂交不久，還無深交，我們就需要耐心等待，伺機而動；如果敵人內(nèi)部的矛盾比較激烈，我們就可以用計使他們徹底決裂；如果只是懷疑，也可以讓他們同床異夢，“陰示其所惡，佯示其所喜，顯其震主之威，宣其二心之事，使其右臣之問，自相疑忌，而我之說得行矣。”在合適的間諜人選上，與孫子“以上智為間”不同，陳子龍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夫古之大臣，非其親子弟則其世官非可以一言撼動而讒諂佞悻之人，亦非可攀，援而進也，故必有人焉，悠優(yōu)浸潤而為之所后世不幸臣主之分最疏而小人之言易人茍為之，隙猶機之發(fā)矢也，又何俟于人耶。”他更傾向于用小人之道，“左右便佞可以結(jié)納，宮闈寵貴可以交懂綢繆之策，可以計援之，忠耿之臣，可以諂去之，其主好仁者，則勸之寬縱，以馳其政，其主好智者則勸之苛察以疲其臣，其主好勇者則勸之用兵以絕其援，其主好法者則勸之嚴刑以失其眾，至于宮室犬馬之娛，姬姜歌舞之好，凡可以內(nèi)敗其德而外毀其國者，乘機投隙。”這一看法表現(xiàn)出很大的突破性，儒者對于君子小人之別向來區(qū)分得非常清楚，所謂“盜亦有道”。但是，在戰(zhàn)爭中有時卻需要更大的靈活性。而這一看法則是“王霸義利”的實用性的有機延續(xù)。
編輯出版
陳子龍自崇禎十年（1637年）考中進士后，請假回家為母親治喪，直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五月守制期滿改派紹興推官，這期間他一直在老家松江活動，特別是崇禎十一年和十二年（1641-1642年）間，陳子龍和好友們以南園為中心編輯出版了對當時和后世都影響巨大的《皇明經(jīng)世文編》和《農(nóng)政全書》兩部經(jīng)世巨著。同時抒發(fā)了他本人的社會經(jīng)濟主張。編輯《皇明經(jīng)世文編》和整理《農(nóng)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jīng)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
陳子龍等人編撰《皇明經(jīng)世文編》的主要目的是總結(jié)前人治亂興衰的經(jīng)驗和教訓，以供統(tǒng)治者參考借鑒，所以他們關(guān)注的是所收錄的文章對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有無裨益。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zhuǎn)“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舍實”，不務(wù)實際的壞風氣。因此這本書選擇以人為綱，以年代先后為序的編排體例則可以快速搜集有明一代朝臣的文章奏疏，選編成書，“從歷史實際出發(fā)，總結(jié)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tǒng)治經(jīng)驗，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xiàn)實。但同時也容易造成文編檢索不便，不利于查閱等問題。并且由于文編成書太速，出現(xiàn)錯誤也在所難免，比如：文編出現(xiàn)的斷代不嚴，前后重復，名實不符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并未影響《皇明經(jīng)世文編》的經(jīng)世內(nèi)涵，反而為其烙上了時代的烙印。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zhàn)，對稍后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jīng)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陳子龍編輯、刊定的《農(nóng)政全書》也是“國家富強之本”，如果說編纂《皇明經(jīng)世文編》是松江士人的集體行為，那么編輯、刊定《農(nóng)政全書》則完全是陳子龍個人經(jīng)世之舉的體現(xiàn)。并且在編輯、刊定此書時，其經(jīng)世致用的編輯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陳子龍對借閱所得的徐氏《農(nóng)政全書》草稿進行編輯、刊定，最終成《農(nóng)政全書》六十卷，即后世所傳的平露堂版本《農(nóng)政全書》。他還作《凡例》，概述《農(nóng)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nèi)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
后世紀念
其他作品
體裁 | 名目 |
詩歌 | |
詞 | |
文 | 《詞序》《王介人詩余序》《三子詩余序》《宋子九秋詞稿序》《三慨》《皇太子出閣頌》《金山衛(wèi)重修儒學記》《重修建陽縣學記》《松江府修筑西倉城碑》《明故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魯源楊公墓碑》《夏邑縣新甃磚城記》《韓水部芙蓉社序》 |
人物爭議
陳柳二人情緣
自清朝以來，記載一代才女柳如是事跡的筆記與著作很多，陳子龍與柳如是之間的關(guān)系也成為這些后人所撰筆記所關(guān)注的重點，其間摻雜史料混雜，真假舛訛仍需考辨。著名學者陳寅恪在其晚年體例最完整的《柳如是別傳》中指出，記載柳如是生平最可靠的為清代顧苓的《河東君小傳》。其中明確指出，陳子龍曾娶柳如是為妾，但因不忍受其“放誕”而離去。
《柳如是別傳》一書曾詳細考證陳子龍與柳如是一度相戀之關(guān)系——據(jù)其考證，崇禎八年（1636年）春夏之季，陳與柳曾短暫同居，兩人感情相當深摯。其中列舉的與陳柳戀情有關(guān)的陳子龍詞共計24首，見于《江蘺檻》的有16首：《玉蝴蝶·美人》《浣溪沙·五更》《踏莎行·寄書》《浣溪沙·楊花》《南鄉(xiāng)子·冬閨》《南鄉(xiāng)子·春寒》《青玉案·春暮》《驀山溪·寒食》《少年游·春情》《菩薩蠻·春雨》《桃源憶故人·南樓雨暮》》《探春令·上元雨》《醉落魄·春閨風雨》《蝶戀花·春曉》《虞美人·詠鏡》《滿庭芳·和少游送別》。見于《湘真閣存稿》的有7首：《浣溪沙·閨情》《踏莎行·春寒》《南鄉(xiāng)子·春閨》《江城子·病起春盡》《雙調(diào)望江南·感舊》《醉落魄·春閨風雨》《菩薩蠻·春曉》。另有1首《乳燕飛·瓊樹紅云漉》僅見于《陳忠裕公全集》。但最終陳子龍與柳如是不得諧連理，陳寅恪指出，一是由于陳子龍正妻張氏不能相容，柳如是亦不愿為妾；二是由于陳子龍當時經(jīng)濟狀況不能滿足柳如是的要求。
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姚蓉指出二人情緣最終失敗的內(nèi)因有二：一是陳子龍受日趨保守的士風影響，沒有勇氣違禮而動；二是陳子龍對待女性的態(tài)度相當傳統(tǒng)，與柳如是追求平等自由的觀念相左。陳子龍在崇禎十年（1637年）他中進士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柳如是嫁給錢謙益之前，比起之前經(jīng)濟狀況差從而被迫割舍柳如是，身份和地位都大有改善，完全有機會和柳如是重續(xù)舊情但并沒有。可見他們個性的分歧也是兩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任聰穎在論文《柳如是與宋徵輿、陳子龍關(guān)系新證》中對陳寅恪提出的“柳如是與宋徵輿于陳子龍之前相戀”觀點表示質(zhì)疑，但對其中柳如是和陳子龍關(guān)系的論證則表示肯定。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生導師李越深認為有關(guān)陳柳戀情的考述有一些值得補充和修正之處，如《柳如是別傳》所舉有關(guān)陳柳戀情的陳子龍詞有的事實上并不涉及二人戀情，有的與陳柳戀情無直接關(guān)系。
軼事典故
慧眼識人
一天，十三歲的毛奇齡去參加童子試，當時陳子龍擔任主考官。他一見毛奇齡便開玩笑說：“黃毛未退，敢來應(yīng)試？”沒想到毛奇齡馬上順口答道：“鵠飛有待，此振先聲。”陳子龍一聽，大吃一驚，驚嘆這小考生的思維敏捷。考試時，陳子龍讓考生們以“春蠶作繭”為題作詩，并出了一道難度較大的題目，只見毛奇齡下筆成詩。其中有兩句“經(jīng)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不僅十分切題，同時表明自己具有滿腹經(jīng)綸學問的不凡抱負。陳子龍看后不禁拍案叫好，斷定毛奇齡將來一定成就非凡。在這次考試中，毛奇齡名列第一，小小年紀名聲就傳遍整個縣城。
為國直言
陳子龍在南明朝廷任職兵科給事中時，太仆少卿馬紹愉受弘光帝的接見，談到當時崇禎朝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與清廷和議而被殺的事情。弘光帝知道后說：“原來是這樣，陳新甲應(yīng)當被體恤。”廷下朝臣都沒有響應(yīng)的，唯獨少詹事陳盟說可以。于是弘光帝趁機下詔給陳新甲追撫，并追究以前彈劾過陳新甲之人的罪過。朝臣害怕當時劉孔昭和張慎言在大殿相爭的事重演，不敢反對。陳子龍卻與工科給事中李清交互向皇帝上書力諫，事情最終不了了之。沒多久，陳子龍陳述防守要策，請朝廷召還曾經(jīng)的吏部尚書鄭三俊，都御史易應(yīng)昌、房可壯、孫晉，朝廷都認可了這些建議。又上疏說：“中使四處外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不安。明旨未經(jīng)有司，中使卻私自搜采，這是非常違法的事情。”福王于是命禁止訛傳誑惑者。陳子龍還說：“中興之君主，無不是身先士卒，因此能光復故國。現(xiàn)在入朝廷幾十天了，人情泄沓，與升平之時無異。如同在漏水的船中唱歌，在起火的屋子里痛快喝酒，臣不知結(jié)局會如何。這樣的局面都源自姑息縱容一兩個武將，以至于上百政令都依據(jù)遵養(yǎng)，我對這個非常寒心。”朝廷依然不聽。第二年二月，上疏乞求讓自己回鄉(xiāng)贍養(yǎng)祖母，他就離開了。
家族成員
人物評價
歷代評價
方岳貢：此鄉(xiāng)多文雅之彥，若徐文學孚遠、陳進士子龍、宋孝廉征璧，皆負韜世之才，懷救時之術(shù)，相與網(wǎng)羅往哲，搜抉巨文。取其關(guān)于軍國濟于時用者為經(jīng)世一編文。其規(guī)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壯忠懷，考其始終足以識時變。非徒侈一代之鴻章，亦將以為明時之獻納。（《皇明經(jīng)世文編序》）
張溥：云間徐暗公、陳臥子、宋尚木天才英絕，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客年與余盱衡當代，思就國史。余謂賢者識大，宜先經(jīng)濟，三君子唯唯。遂采擇典要，名經(jīng)世文編卷凡五百。偉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茍榮，進善退惡，一稟春秋文編，所載網(wǎng)羅稍寬……煌煌乎！高祖之志也，圣人在上，制作方盛，設(shè)以三子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敻越前代。豈特云臺高議，東觀頌德而已哉！宋時司馬文正，既作資治通鑒，復與劉道原議為后紀，后以召相不果。至今宋無佳鑒，海內(nèi)痛惜，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時，載筆之始，又先以國家為端，他日繼涑水者其在云間乎？（《皇明經(jīng)世文編序》）
吳偉業(yè)：臥子（陳子龍）負曠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臥子眼光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后猶想見其人也。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臥子為書報考功于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梅村詩話》）
朱彝尊：王李（前七子）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诪張為幻。關(guān)中文太清倡堅偽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既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zhàn)，日輪就暝，鵩子鶚母，四野群飛。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沒也。（《明詩綜》）
徐世禎：①子龍于時方髫耳，而食牛吞象之氣，固已逼人。②當其才鋒飚發(fā)，四座皆傾，固已觸目琳瑯，亦復擲地金石，下筆為文，千萬言立就，莫不光燄燭天，珠璣照世。當世之士桴應(yīng)影隨。（《丙戌遺草序》）
夏允彝：陳子少好奇負氣，邁激豪上，意不可一世。（《陳李倡和集序》）
錢價人：大樽當詩學榛蕪之余，力辟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群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引自《明詩綜》）
繆泳：剝極而反，否極而復，先征于聲音之道，臥子當楚人眾咻之余，力追正始，允矣人豪。（引自《明詩綜》）
徐孚遠：①友人陳子，擅俊妙之逸氣，發(fā)懷古之遙情，征召英契，搖綴淵圃。于時同郡之士，蓋有數(shù)人。至于齊鑣方軌，卓絕領(lǐng)袖，共推李子。于是有“陳、李”之目矣。②陳子之詩，澹動溢麗，發(fā)言舒卷，有若明霞。感興悲涼，放詞宕越，至乃留連綺艷，刻畫情思，妙絕動人。（《陳李倡和集序》）
周立勛：臥子資局杰濟，才識秀達，有攬奇之概。故能奮舉藻思，博綜渺義，每談天下事，則壯往健決，莫不符會。發(fā)為文章，形之歌詠，類有然矣。當其搖筆，能者卻思。單辭所行，諷嘆滿世。其詩搖蕩誕逸，矜懷競爽，凄決而幾創(chuàng)，剛莊而郁沉。（《岳起堂稿序》）
宋徵璧：①大樽嚴于論詩，凡獻詩者踵相接，大樽意態(tài)傲岸，若不足當一顧者。然大樽未嘗不虛心，嘗向予道律詩如“春城夜出人皆醉”之句，詩馀如“無處說相思，背面秋千下”一詞，生平竭力摹擬，竟不能到。有味乎其言也。（《抱真堂詩話》）②陳臥子子龍，其源出于太白，文多超逸之風；若其涼壯明秀，則龍標、右丞之流亞也。（《陳李倡和集序》）③陳子詩文，兼諸家之長，既足冠冕一代，而又志在竹帛，其所表樹，方將駕前賢而上之。使后人讀陳子之詩，與其致恨于所傳者少也，夫?qū)幎嗪踉眨。ā镀铰短眉颉罚?/span>
朱隗：臥子五古，初尚漢魏，中學三謝（謝靈運、謝惠連、謝朓），近相見輒諷太白諸篇，其才性故與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頎之風軌，視長安、帝京，更進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氣老，秀亮淡逸；絕句雄麗。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寬然有余。（引自《明詩綜》）
魏耕：五古學漢、魏者，大抵轉(zhuǎn)關(guān)必在大謝，唐之曲江，明之北地，皆是如此。黃門亦祖其說，能于質(zhì)悶之中，兼于俊秀，信是雅宗。七古弘、正間皆仿浣花（韋莊所作浣花詞），唯青蓮學者絕少，黃門起而一振其風，昔人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黃門近體佳境，往往相近。（引自《明詩綜》）
黃昌衢：大樽奮起江左，寓內(nèi)曉然，群奉黃門詩派，歷數(shù)十年流風未墜。余近為定其集，前集已刻者得十之六，后集未刻者得十之四。蓋天地精英之氣，結(jié)轖郁勃，以發(fā)為聲律，光芒騰上，干星辰而沸江海。前集至矣，而后集尤有必不可沉毀廢缺者。（《二十四家詩定》）
顧炎武：陳君鼌賈才，文采華王國。早讀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賊。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告歸松江上，歘見胡馬逼。拜表至行朝，愿請三吳敕。詔使護諸將，加以太仆職。遂與章邯書，資其反正力。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嗚呼君盛年，海內(nèi)半相識。（《哭陳太仆》）
倪永清：臥子先生，我郡之龍門也。其詩沉雄豪邁，博大昌明，空同、大復之后，一人而已。（《振經(jīng)堂匯編詩最》）
龔翔麟：若詩當公安、竟陵之后，雅音漸亡，曼聲并作，大樽力返于正，翦其榛蕪荊棘，驅(qū)其狐貍貒貉，廓清之功，詎可借口七子流派，并攢譏及焉？予嘗購得《甔甀洞集》，系先生手自施鉛，自越江渡錢塘，往返點筆無虛日，卷尾必以朱墨識之。于吳明鄉(xiāng)若是，矧古賢吟稿乎？今人手放翁、誠齋（楊萬里）詩，讀未終卷，便毀唐人為不足學，多見其不知量己。（引自《明詩綜》）
王士禛：①嘗與陳臥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為得意，臥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復宮新戲號千秋”一聯(lián)。”然予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諸聯(lián)，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吳偉業(yè)）耳。（《香祖筆記》）②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然不善學者，鏤金雕瓊，正如土木被文繡耳。又或者斷斷格律，不失尺寸，都無生趣。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陌阡，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花草蒙拾》）
胡應(yīng)宸、顧璟芳：大樽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jié)義相符。遒其詞風流婉約，堪付與、十八歌喉。乃《湘真》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jié)。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清艷，吾于大樽益信。（《蘭皋明詞匯選》，引自沈雄《古今詞話》）
朱琰：①七言古詩，杜詩出以沉郁，故善為頓挫；李詩出以飄逸，故善為縱橫，臥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澤才氣似李。②余鈔黃門（陳子龍）詩，以終明一代之運。劉（基）、高（啟）開宗于前，西涯（李東陽）接武于繼，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振興于中，黃門撐持于后。此明詩大概也。③臥子七言律，秀絕寰區(qū)，乃其天資清妙，故落墨高華，非翡翠蘭苕可比。或謂云間派本以艷入，失其本來矣。（《明人詩鈔》）
朱庭珍：明代....末年詩人，惟陳臥子雄麗有骨，國變后詩尤哀壯，足殿一代矣。（《筱園詩話》）
鄒祗謨：①大樽諸詞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臺仙子獨立卻扇時。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緬邈凄惻。②詞至《云門》《湘真》諸集，言內(nèi)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謂華亭腸斷，宋玉魂銷，所微短者長篇不足耳。（《倚聲集》，引自王昶《明詞綜》）
江順詒：文有因人而存者，人有因文而存者。《湘真》一集，固因其詞而重大樽其人，又實因其人而益重其詞也。（《詞學集成·附錄》）
況周頤：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xù)。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shù)家，何至為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jié)愍（夏允彝）、陳忠裕（陳子龍）、彭茗齋、王凄齋諸賢，含婀娜于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蕙風詞話》）
徐敬修：按子龍之詞，纏綿悱惻，神韻天然，為有明一代詞人之冠。……總之有明一代之詞學，初則沿蛻巖（張翥）之風軌，永樂以后，《花間》《草堂》諸集漸盛，當時唯小令中調(diào)，間有可取，其余則偏于浮靡，無一硬語，至陳子龍出，始卓然可稱一代詞宗，然已身丁季叔，而開有清風氣之先矣。（《詞學常識》）
錢鐘書：陳臥子大才健筆，足以殿有明一代之詩而無愧，又丁百六陽九之會，天意昌詩，宜若可以悲壯蒼涼，上繼簡齋、遺山之學杜。乃讀其遺集，終覺偉麗之致，多于蒼楚。在本朝則近青邱、大復（何景明），而不同獻吉；于唐人則似東川、右丞，而不類少陵。祁孫之言，亦未識曲聽真。然知以放翁、遺山與明之七子并舉，則具眼人語也。（《談藝錄》一二八“杜律的雄渾與韌瘦”）
龍榆生：①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詞選》）②明季詞人，惟青浦陳臥子子龍，衡陽王船山夫之，嶺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風力遒上，具起衰之力。臥子英年殉國，大節(jié)凜然，而所作詞婉麗綿密，韻格在淮海、漱玉間，尤為當行本色，此亦事之難解者。詩人比興之義，固不以叫囂怒罵為能表壯節(jié)，而感染之深，原別有所在也。（《跋鈔本湘真閣詩馀》）
吳梅：余嘗謂明詞，非用于酬應(yīng)，即用于閨闥，其能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則者，獨有大樽（陳子龍）而已。三百年中，詞家不謂不多，若以沉郁頓挫四字繩之，殆無一人可滿意者。蓋制舉盛而風雅衰，理學熾而詞意熄，此中消息，可以參核焉。至臥子（陳子龍）則屏絕浮華，具見根柢，較開國時伯溫、季迪，別有沉著語，非用修、算州所能到也。他作如《山花子》云，凄麗近南唐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后半疊亦綿邈凄惻，不落凡響。先生于詩學至深，論詩能于色澤氣韻中辨之，自是深得甘苦語，宜其詞之淵懿大雅，為一代知音之殿也。（《詞學通論》）
吳晗：文編的主要編選人陳子龍因抗清被俘自殺，……（徐孚遠、夏允彝、夏完淳、何剛）這些人都具有堅強的民族氣節(jié)，在平時關(guān)心政治，講求經(jīng)世實用之學，到危難時堅決抵抗，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現(xiàn)了英雄氣概。（《影印皇明經(jīng)世文編序》）
錢基博：①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蘺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后主，則得于天者獨優(yōu)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臺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凄惻，言內(nèi)意外，已無遺議。②王李道盡，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诪張為幻。而有振七子之墜緒，返俚淺于茂典者，陳子龍也。實以沉博絕麗之才，領(lǐng)袖幾社。而同郡夏完淳字存古，髫齡崛起，如響斯應(yīng)。譽之者謂其廓清榛蕪，力追先正；而詆之者則曰七子窠臼，徒為虛囂。然以此結(jié)明三百年之詩局，而與開一代風氣之高啟，后先輝映，亦足以覘復古為明文學之主潮，詩亦不在例外，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中國文學史》）
袁行霈：①陳子龍是復社與幾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復社領(lǐng)袖張溥死后，他事實上成了兩社的主帥。②陳子龍是明末文學成就較為突出的作家，在文學主張上，他注重復古，但并不主張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學習古法中貫穿作家個人的真情實感。③陳子龍的創(chuàng)作以詩見長，他的一一些作品表達了自已建功樹業(yè)的志向與壯士失意的胸隨，具有濃烈的感情色彩，處在時代交替之際；而對動蕩的時局，陳子龍還創(chuàng)作了不少感時傷事的作品，他的《小車行》《賣兒行》描寫了當時難民流落無依的窘境，《策勛府行》《遼事雜詩八首》等篇章，或抨擊權(quán)奸誤國，或感嘆時局艱危，大多散發(fā)出愫慨激越沉郁悲涼的氣息。明亡后，陳子龍寫下了許多反映亡國哀痛的作品，凄愴悲壯，別有意味，《秋日雜感》十首便是代表。（《中國文學史》第七編明代文學·第十一章明末文壇）④揭開清詞帷幕的陳子龍于詞推尊五代北宋，以“婉暢濃逸”為宗，滄桑變后，其《湘真詞》抒寫抗清復明之志和黍離亡國的哀思，突破閨房兒女的纖柔靡曼，“上接風騷，得倚聲之正”。（《中國文學史》第八編清代文學·第一章清初詩學繁榮與詞學復興）
游國恩：詞發(fā)展到南宋已達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詞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樸、薩都剌、張翥等較有名，而張氏《蛻巖詞》為尤著。明人詞多率意之作。楊慎、王世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陳子龍是一個優(yōu)秀作家，王士禛稱其《幽蘭》《湘真》諸集，“意內(nèi)言外，已無遺議”。可以說是明詞冠軍。（《中國文學史》第八編）
葉嘉瑩：所謂“強直之士”……另一類則是在內(nèi)心中具有一種真誠深摯之本質(zhì)，不僅對男女之愛是如此，對君國之忠愛也同出于此深摯之一源。由于其用情之深廣，而往在可以有一種高遠之意境。而陳子龍詞則無疑的乃是屬乎后類情況。這種“強直之士，懷情正深”的性格上的雙重特質(zhì)，再加上了子龍所生活之時代給他的一份憂患之意識，因此乃使得陳子龍詞具有了一種可以引人產(chǎn)生感發(fā)與聯(lián)想的豐富的潛能。而這種將作者之性格修養(yǎng)與優(yōu)患意識融入令詞的制作之中獷產(chǎn)生了豐富之潛能的特殊成就，而陳子龍竟然以一位單獨的個人而具含了此多種潛能之質(zhì)素，而且此多種質(zhì)素之融匯，一又皆出于自然之巧合，而全非出于有心之追求與造作。這正是我之所以稱陳子龍詞之成就為一種因緣巧合之“異數(shù)”的主要緣故。（《清詞叢論》）
朱則杰：①陳子龍在清代這一時期的詩歌，抒寫家國之感，表達抗清之志，思想意義十分深刻；它籠罩著一片亡國的悲哀，激蕩著郁勃的情調(diào)，藝術(shù)風格也顯得蒼涼悲壯，激昂慷慨，足以和歷代愛國詩人的作品相互媲美，后先輝映。這不但與他自己在明代特別是崇禎十年（1637年）以前的詩歌創(chuàng)作大相徑庭，而且與明七子的專事模仿、徒有形式更不可同日而語。當然，陳子龍在詩歌宗尚方面并沒有跳出“盛唐”的圈子，基本上仍舊是明七子的格調(diào)，但他在這個傳統(tǒng)的“舊瓶”之中，裝上了時代的“新酒”，也就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抒發(fā)自己的愛國思想。②陳子龍素以民族氣節(jié)為世所仰。犧牲后，許多人都賦寫挽詩，給予無比高度的贊揚；長歌當哭，壯懷激烈，千載下讀之，猶足令人感憤。與其節(jié)義相比，陳子龍的詩名似乎要遜色得多，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一般都拿他和高啟這位“明詩冠軍”相對。③由于陳子龍就其生活朝代而言恰當明清交接之際，而又為明殉節(jié)；就其詩歌宗尚而言接近前后七子，而又正值公安、競陵反復古派盛行之時，提倡復古更見突出，因此，稱之為明詩后殿，不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子龍在崇禎末年特別是入清以后寫出如此優(yōu)秀的詩歌，對于明詩，無疑是一個光輝的終結(jié)。但是，陳子龍畢竟在清朝生活過數(shù)年，并且留下了詩歌，而這些詩歌又恰恰是其全部詩歌的精華所在，因此，將他劃歸清代，自然亦無不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子龍的詩歌在藝術(shù)上大體繼承明詩的傳統(tǒng)，而在內(nèi)容上則大大突破了明詩的范圍，體現(xiàn)了清詩的特色，可以視為明詩在清代的一個綺麗的余波。（《清詩史》）
傅璇琮：陳子龍、夏完淳、孫承宗、張煌言等人構(gòu)成的英烈詞人群體，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為明詞生色的是陳子龍，他的《湘真閣》《江籬檻》二集，置于宋詞名家中亦無愧色。論明詞者，每謂兩頭最佳，明初翹楚數(shù)劉基，明季殿軍則當推陳子龍。而且以陳子龍為領(lǐng)袖的云間詞派，對清初詞壇也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明代卷》）
朱東潤：陳子龍是怎樣的人物？青少年時期他是一名文士，他的理想只是考中舉人、進士，幸而在適當?shù)臋C會，他結(jié)識了黃道周，這才理解到還有一個為國為民的目標。這時子龍是一名志士了，他認識到必須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在（明朝滅亡）這個大禍降臨的當中，南京的官僚隨即建立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新政權(quán)……子龍曾經(jīng)參加南京政權(quán)的工作，在看到朝政混亂以后，他回到松江……糾合地方人士準備給敵人一次打擊。南京政權(quán)垮臺以后，要憑地方勢力擊退敵人，這是一個過分的估計，但是作為斗士，他是不會計較成敗利鈍的。起義失敗以后，他聯(lián)系吳昜，準備太湖起義。及至吳昜過早地暴露目標，黃道周建立了以唐王朱聿鍵為首的福建政權(quán)，國勢進一步削弱了，但是子龍并不灰心，他一邊接受福建政權(quán)的領(lǐng)導，一邊也聯(lián)系浙東崛起的魯王朱以海，準備起義。作為斗士，他得不斷地進行斗爭，只要成功有一線的希望，真正的斗士必然要從失敗中爭取勝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只是泡影的時候，他也決不放棄斗爭。子龍就是這樣的一位斗士。（《陳子龍及其時代》）
聶作平：①與王國維、茨威格相較，陳子龍和他們有最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處于這種文化"衰落之時"。不過，陳子龍和王國維、茨威格仍然有相當之區(qū)別，那就是王國維和茨威格本質(zhì)上是地道的文人，陳子龍則不同，在這個被認為是晚明最重要的詩人和詞人的身上，糾合了江湖俠士、風流文人、能員干吏等多重性格，而這些性格組合起來的，是一個近似于憤怒青年的陳子龍。②陳子龍兼具精通五經(jīng)的讀書人、七步成詩的風流才子和膽識過人的江湖豪客諸種性情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可謂首屈一指。（《1644：帝國的疼痛》）
郭萬金：“骨”是陳子龍獲譽的主要原因，而此處“骨”之內(nèi)涵當然包括了詩文之外的人格精神。以身殉國的陳子龍鑄就了詩與國同亡的歷史意義，義不受辱的生死抉擇使得古雅風格分外凸現(xiàn)，給復古的明詩一個高亢的收尾，從這層意義看，陳子龍自然可稱作是明詩殿軍。（《關(guān)于明詩》）
參考資料
[1]
陳子龍紀念館：堅持愛國教育核心開展特色宣教活動丨學“四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風采展 · 今日頭條[引用日期2021-4-26]
[2]
努爾哈赤外祖父在此地被俘 · 今日頭條[引用日期2021-4-26]
[3]
陳子龍——明代詩人 · 陳氏大宗祠[引用日期202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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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