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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友
南宋的官員
代表作《六經(jīng)解》
為官履歷
唐仲友遺像(采自《金華赤松唐氏宗譜》)
唐仲友遺像(采自《金華唐氏宗譜》)
1136年出生與浙江金華。
1154進士，通判建康府。1161年中宏詞科，這一科目是進士的增加科，以文辭著稱。
1161年十一月?lián)螐氖吕桑?164年正月初七任滿離職，到秘書省擔任正字。同年年底，其父唐堯封因為與權(quán)臣錢端禮不合，被朝廷罷免。唐堯封離開京都時“館學為空"，文人士子爭相送行。第二年二月，錢端禮兼參知政事，得攔大權(quán)，唐仲友被放到湖南南岳廟任職。
1170年，離京五年多的唐仲友回到建康，繼續(xù)擔任秘書省正字，此時王淮已頗有權(quán)勢，錢端禮失勢，側(cè)面反映了唐仲友離職的政治色彩。
1171年任實錄院檢討官。
1180年，從信州調(diào)往臺州，因《信州志》失傳的緣故，此間其作為不得而知。
相關(guān)記載
唐仲友資料(采自《金華赤松唐氏宗譜》)
唐仲友世系(采自《金華唐氏宗譜》)
先生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jīng)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蠶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茍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圣經(jīng)。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jīng)，灼可見諸行事，后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辟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游嘗數(shù)百人。
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游臺，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為監(jiān)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nèi)有冤獄，乞再按臺。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宮為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聞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是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臺州倅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zhuǎn)告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卒已一年。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臺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似未盡以晦翁所行為至當。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歷，如極惡大憝，而反覆于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逾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且蕊自臺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為賊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為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憲節(jié)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為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家之故，稍費調(diào)停，然謂其從此因嗾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為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為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為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功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
奇聞趣事
唐仲友族譜遺像之一
唐仲友族譜遺像之二
《林下偶談》卷三《晦翁按唐與正》所記與之有別，但更為具體：“金華唐仲友……居與陳同甫為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zhèn)b氣自負，度數(shù)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為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shù)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臺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適度于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于臺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為臺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至，既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為鄉(xiāng)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為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shù)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臺州，士子奔奏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中山上以傳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簾言，說盡尊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座與官妓語，酒至不即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之，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為謔詞，末云：‘何一時尊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為笑。”三是朱熹受高文虎迷惑而劾唐仲友，此為《林下偶談》首主其說，《金華徵獻略》則據(jù)之發(fā)揮道：唐仲友“政聲燁然，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讒于提舉刑獄朱熹，劾罷。”四是說唐仲友主蘇氏蜀學，而朱熹主程氏洛學，故因?qū)W術(shù)歧異而生發(fā)出朱劾唐之事。《四朝聞見錄》上乙《洛學》記曰：“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臺守唐氏，上將置唐于理。王（準）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辨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
年代久遠，眾說紛紜，我們今日對于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之事實在難以論辨是非，亦無需強作解人。不過，透過大量相互間頗有矛盾的說法，尤其是細味朱熹的奏章，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點認識，即：唐仲友識治體、有干才。《金華耆舊補》卷十九謂：“仲友邃于經(jīng)學，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農(nóng)、禮樂刑政、陰陽度數(shù)、郊社學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訂，體該本末，一一可見諸用。登紹興辛未（1151年）進士，復中宏辭科，判建康府。上書累萬言，言時政甚切。興利除弊，政聲赫然。”可見，他為學不拘一隅，且更重學以致用。在臺守任上，他修路建橋，大興文教，雖未必做到了“興利除弊，政聲赫然”，卻也確實取得了些政績。但為學駁雜而又重實用實功實利的唐仲友，其為政舉措頗有違于朱熹所認同的儒學基本原則之處，如其集資建中津橋本不失為一善舉，但該橋既成，他設(shè)卡收稅，專門攔截過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狀》中指責其“百端阻節(jié)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又如，災荒中，唐仲友盡管也有“發(fā)粟賑濟，抑拊弱”之舉，但他不顧荒年民困的事實，為完成朝廷和戶部下達的限時上交稅收任務（7）而委派酷吏干官四出坐鎮(zhèn)各縣刻急催督，更添新稅殘民，致使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舉任上目睹臺州災民扶老攜幼逃荒的慘景，遂在未入臺州界便先寫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狀，斥道：“知臺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因此，朱熹在六道劾章中指責唐仲友的罪狀，不少是屬實的。當然，朱熹嚴參唐仲友，也確有如唐有為所說“疾惡太嚴，所謂偏隘也”之處，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書及與營妓有染這樣一些于節(jié)行有虧之事大做文章等等。
參考資料
[1]
中國歷代思想家傳記匯詮 下冊 · 中華數(shù)字書苑[引用日期201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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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